這首詩前兩句將黃河的濁浪排天，以天上盼銀河倒瀉陪襯，極力描寫它的險惡；后兩句說人情的險惡更有甚于黃河濁浪，所以不應說黃河是畏途。這首詩運用反襯的手法極寫對社會人生的認識，十分深刻，含感時傷世之情，發窮愁孤憤之音，詩格老成，筆力勁健。

前兩句說人們一旦來到那一瀉千里、氣勢磅礴的黃河岸邊時，就不免被它那“倒瀉銀河”的神秘傳說嚇住。對這種瞻前顧后、畏首畏尾的人，詩人是非常蔑視的。自然，橫渡黃河是有一定危險的，但也只不過是承受“須臾”的“掀天濁浪”而已。在永恒的時間和空同里，人的生命也正如激流險峰中的一葉小舟：當生活的巨浪鋪天蓋地砸下來時，沒人能夠事先預見，也沒人能知道這災難會延續到何時。宋琬曾是位少有方名的詩人，早年便高中進士，為官時也頗多惠政，深得人民愛戴。卻不想被人誣陷，以至于“立逮下獄”，“并系妻子”，在拘囚的三年中，又險遭不測之禍。這就難怪他會借“渡黃河”之題，發出“人間更有風濤險”的沉重嘆息了。

后兩句寫黃河洶涌奔騰，古人不知其發源地，認為是天上的銀河倒翻下來的，故有“黃河之水天上來”之說。它有掀天的浪濤，但是要渡過去也用不了多長時間，驚濤駭浪的風險很短暫，一般都能渡過。真正的風險卻是在人間。一般人在險惡的人間，習慣了爾虞我詐、勾心斗角、豺狼橫行、暗無天日、傷天害理、良心滅絕的生活，還不曾覺察到它的險惡，反而說黃河的險風惡浪才是最可怕的，不敢渡過。

宋琬認為詩人處窮困之境，心懷“幽憂”之情，自易“悲歌慷慨”。（《董閬石詩序》）黃河本是自然界之險途，但無論其“倒瀉銀河”也好，“掀天濁浪”也罷，在詩人眼中，與人生道路之充滿爾虞我詐，相互傾軋相比，都微不足道。詩人以反襯的手法極寫其對社會人生的認識，十分深刻，含感時傷世之情，發窮愁孤憤之音，詩格老成，筆力勁健，可見其詩風之一個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