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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痛苦，被譽為“詩史”。其人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被奉為“詩圣”。他的思想焦點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民俗淳”的雄偉理想。他嫉惡如仇、同情人民，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一生寫詩一千四百多首，其履歷和詩歌創作可以分為四期。
一，念書和周游時期(35歲以前)
這一時期曾先后游歷吳、越、齊、趙，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以后在洛陽遇李白，二人結下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游梁、宋。厥后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后又遇于東魯，再次劃分，就沒有時機再晤面了。
二、困居長安時期(35-44)
杜甫在長安落選，后向天子獻賦，向朱紫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隨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后才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官。期間寫有《兵車行》、《麗人行》等品評時政、譏笑權貴的詩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志著他履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后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到達了新的高度。
三、陷賊和為官時期(45-48)
安史之亂發作，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臨雜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悲陳陶》等詩。厥后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于忠言直諫，上疏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其后，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載下來，即“三吏”、“三別”。
四、西南飄泊時期(48-58)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一段比力安寧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后返成都。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帶，病死在湘江上。這時期作品有《水檻遣心》、《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病橘》、《登樓》、《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登高》、《秋興》、《三絕句》、《歲晏行》等大量名作。
綜觀杜甫一生思想是“窮年憂黎元”，“致君堯舜上”，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串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他的詩具有富厚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遼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杜詩氣勢派頭，基本上是“沉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于變化，考究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詳見文末《杜甫在律詩藝術上的創新》)。杜甫還繼續了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掙脫樂府古題的束傅，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杜甫的影響從古至今，早已超出了文藝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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