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3年，劉備病死，將劉禪托付給諸葛亮。諸葛亮加緊從政治、外交、經濟、軍事上全面進行北伐準備。在外交上，派使者聯吳；韜光養晦，對魏國勸降書不作答復，以低姿態麻痹敵國。政治上，高度集中軍政大權，”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勵精圖治，籠絡土著地主，緩和主客矛盾，革除劉璋法令不行的弊政，以身作則，虛心納諫，調動全國力量投入戰爭。經濟上，堅決與民休息，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多產糧食，增加儲備，保護水利工程，發展煮鹽、織錦等手工業，擴大財政來源。軍事上，伺機平定南中叛亂，治戎講武，訓練部隊。

　　諸葛亮南征后，北伐魏國提上日程。北伐魏國是劉備集團一貫的方針。劉備以奪取天下為最終目的。諸葛亮鑒于魏國經濟必將逐漸恢復，時間拖長對蜀國不利，而及早北伐可發揮自己治國治軍優勢，何況身死之后，蜀國無人能夠蹈涉中原，抗衡大國，因此認為唯有及身而用，才有希望蠶食并最終打敗魏國，也可報答劉備知遇之恩，為此決心展開北伐，并且”用兵不戢，屢耀其武“，堅持到底。

　　公元228年春，諸葛亮上《前出師表》率軍北伐魏國，蜀軍在占有隴右三郡后，以街亭、箕谷失利而結束了第一次北伐。冬十一月，諸葛亮獲悉魏軍曹休攻吳兵敗、張頜東下，關中虛弱，于是上《后出師表》決心再次北伐，急率軍數萬，走古道，出散關，圍攻陳倉。

譯文
　　先帝考慮到蜀漢和曹賊是不能同時存在的，復興王業不能偏安一方，所以他才把征討曹賊的大事托付給我。憑著先帝的英明來衡量我的才干，固然他知道我去征討曹賊，才能差，而敵人強。但是不征伐曹賊，他所創建的王業也會丟掉，只是坐著等待滅亡，哪里比得上去討伐敵人呢？因此先帝毫不遲疑地把討伐曹賊的事業托付給我。我接受遺命以后，每天睡不安穩，吃飯不香。想到為了征伐北方的敵人，應該先去南方平定各郡，所以我五月領兵渡過瀘水，深入到云南及四川南部地區作戰，兩天才吃一頓飯。不是我自己不愛惜自己，只不過是想到蜀漢的王業絕不能夠偏安在蜀都，所以我冒著艱難危險來奉行先帝的遺意。可是有些發議論的人卻說這樣做不是上策。如今曹賊剛剛在西方顯得疲困，又竭力在東方和孫吳作戰，兵法上說要趁敵軍疲勞的時候向他進攻，而現在正是進兵的時候。我恭敬地把一些情況向陛下陳述如下：
　　高祖像日月一樣英明，謀臣們智謀淵博深遠，卻是經歷過艱險，受過創傷，遭遇危難以后才得到安全，現在陛下未韶趕得上高祖，謀臣不如張良、陳平，卻想采用長期相持的策略來取得勝利，安然平定天下，這是我不理解的第一點。
　　劉繇、王朗，各自占據州郡，在談論如何才能安全、提出種種計謀時，動不動就引用圣賢的話，滿腹都是疑問，胸中塞滿了難題，今年不戰，明年又不出征，使得孫策安然強大起來，于是吞并了江東。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點。
　　曹操的智慧計謀，遠遠地超過一般人，他用起兵來就好像孫臏、吳起一樣，可是他卻曾在南陽受困，在烏巢處于險境，在祁連山上遭到危險，在黎陽被逼，幾乎在北山失敗，差一點死在潼關，后來才在表面上穩定了一段時間。何況我的才力很弱，卻打算不經歷危險來安定天下。這是我不理解的第三點。
　　曹操五次攻打昌霸沒有獲勝，四次渡過巢湖沒有獲得成功，任用李服，可是李服卻圖謀殺死他，委任夏侯淵，可是夏侯淵卻戰敗身亡。先帝常常稱贊曹操是個有才能的人，他還有這些失誤的地方，何況我才能平庸低下，哪里就一定能獲勝呢？這是我不理解的第四點。
　　自從我到漢中，其間不過一年罷了，可是卻失去了趙云、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邰、鄧銅等將領，以及部曲中的、屯兵中的將官共七十多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等士卒一千余人。這都是幾十年來從四處聚合起來的精銳力量，不是一州所能具有的。如果再過幾年，那就要損失全軍的三分之二，那時拿什么兵力去消滅敵人呢？這是我不理解的第五點。
　　現在百姓窮困、兵士疲憊，可是戰爭不能停止。那軍隊駐扎下來和去攻打敵人，所付出的辛勞和費用正好是相等的。既是這樣，不趁現在考慮攻取北方，卻想用一州之地，去和曹賊長期相持。這是我不理解的第六點。
　　天下的事情是很難評論斷定的。從前先帝在楚地打了敗仗，在這時，曹操拍手稱快，認為天下已被他平定了。然而先帝東邊聯合吳越，西邊攻取巴蜀，發兵向北征討，夏侯淵就被殺掉了，這是曹操未曾想到的，而復興漢朝的大業將要成功了。后來東吳改變態度，違背了盟約，關羽兵敗被殺，先帝又在秭歸失誤，曹丕稱帝，所有的事情都像這樣，很難預料。我小心謹慎地為國獻出我的一切力量，直到死為止。至于事業是成功還是失敗，進行得順利還是不順利，那就不是我的智慧所能夠預見的了。

注釋
[1]漢：指蜀漢。賊：指曹魏。古時往往把敵方稱為賊。[2]偏安：指王朝局處一地，自以為安。[3]孰與：謂兩者相比，應取何者。[4]惟：助詞。[5]入南：指諸葛亮深入南中，平定四郡事。[6]并日：兩天合作一天。[7]顧：這里有“但”的意思。蜀都：此指蜀漢之境。[8]議者：指對諸葛亮決意北伐發表不同意見的官吏。[9]這兩句指建興六年（228）諸葛亮初出祁山（在今甘肅省禮縣東）時，曹魏西部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變，牽動關中局勢：在魏、吳邊境附近的夾石（今安徽省桐城縣北），東吳大將陸遜擊敗魏大司馬曹休兩事。[10]進趨：快速前進。

偽作論據
　　（一）良史陳壽修《三國志》，編《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經過審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錄此表
　　（二）此表氣綏調低，與《前出師表》辭氣迥異，非出自一人之手，蓋諸葛亮侄兒東吳大將軍諸葛恪偽作，目的在于以”此表為他的伐魏主張制造有力的旁證“，因為諸葛恪在《論征魏》一文中曾說：”每覽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嘆息也"。[7]而“陳與賊爭競之計”的只能是《后出師表》。（或說是張儼偽作）。
　　（三）表中所列史實有誤。《趙云傳》載云卒于建興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卻說云已死。

肯定觀點
　　（一） 陳壽《亮集》未載此表，不足為偽作之證。
　　陳氏修史編集對史料取舍，確實是經過審慎斟酌的，但卻不是完備詳盡的。將《亮傳》與《武帝紀》相較，前者顯然簡略的多，諸如伐吳、南征、八陣、渭南之戰等理應明確詳述的內容，他都一筆帶過，或未作記載。
　　又陳壽編《亮集》，主要依據司馬氏從成都接收運回洛陽的蜀漢政府檔案，這個檔案經公元264年鐘會成都兵變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諸葛亮“言教書奏”，有一部分明確謂“《亮集》載“；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絕盟好議》出自《漢晉春秋》，《與陸遜書》出自《江表傳》等；還有一部分未注明出處，如《公文上尚書》《與李豐教》等。這些都說明陳壽所編《亮集》并不完備。《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勢，關乎軍情機密，不宜公開宣示，故流傳不廣；或因成都之亂散失，陳壽未見到。
　　裴松之就是針對《三國志》這種“失在于略，時有脫漏”的情況注補之，且對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懲妄論辯，但對《漢晉春秋》所載《后表》只存錄而并無疑義，看來裴氏相信這是諸葛亮所作。
　　（二） 所謂前、后表詞氣迥異、風格不同字觀點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謂“才弱敵強”，既是諸葛亮轉述當初劉備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漢的總體人才質量、軍事力量跟曹操及其龐大的人才群和軍事力量作對比后實事求是的結論，它與《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語義類似。
　　《后表》所謂“夫難平者，事也”，“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語，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針對議者非料度“必勝”絕不出兵的觀點而講，是就即將二次北伐的戰役而言，并不是對興復漢室、統一全國的長遠目標喪失信心，諸葛亮所列舉的曹、劉集團成敗浮沉的曲折歷史完全證明諸葛亮“凡事如是，難可逆見”乃清醒客觀之言。所以《后標》并無“志衰氣喪”的情調。
　　再看二表的用辭風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謂“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說的是當前的任務，與《后表》“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辭義仿佛，所謂“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說的是自己的職責和決心，與《后表》“鞠躬盡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脈相承；所謂“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指長遠的目標，非認為一舉大勝，它與《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與《前表》及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點：講究對仗排比、有漢賦駢偶特色；音節鏗鏘，縱橫捭闔，回轉層疊，說理透徹；感情真摯，語言酣暢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敘事抒情，《后表》專注于論述批駁，互為補充映照，合之為一完璧，故當出自一人之手。
　　（三） 諸葛恪不可能偽作。
　　建興六年冬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吳公安督諸葛瑾致書通報軍情，言“與賊爭競之計”的《后表》應是此時傳送到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諸葛恪看到，再有吳大鴻臚張儼撰《默記》時收錄。
　　假使諸葛恪偽作，他當會大贊叔父，貶抑曹魏，決不會造“難可逆見”一類有余之辭；假使他做偽作的目的是為自己伐魏的樂觀主張做“旁證”，則會轉引其辭以說服他人，然諸葛恪“見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嘆息”而已；諸葛恪“見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時蜀漢尚在，兩國使者頻往，知情者均在；又諸葛恪作為吳臣，安肯曰“孫策做大，遂并江東乎？”所以，諸葛恪偽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張儼偽作，起碼首先騙不了諸葛恪這位知情者。
　　至于張儼將《后表》收入《默記》，一則因為儼是主戰派（由裴注引《默記·述佐篇》）可見，二則因為《后表》與《默記·述佐篇》體例相符。張儼曰：“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后，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顯然，其“陳進取之圖”的，主要當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戰并對諸葛亮屢以弱攻強的進取方針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當是一個重要原因。
　　（四） 關于趙云死亡時間，可能是《三國志》有誤。今但知建興六年夏初趙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動一概不見史載，即使建興七年春取武都、陰平二郡之重大戰事亦不見有趙云出現。由此窺測，趙云有可能卒于建興六年冬諸葛亮上《后表》前，靈柩運回大邑縣（蜀漢蜀郡江原縣境）安葬時至七年春，陳壽或有可能因此誤記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