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首諷刺、斥責品行邪惡的統治者的詩。《毛詩序》指出：“《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為春秋時代陳文公之子，文公死后，陳佗之兄桓公（名鮑）繼位。據《左傳·桓公五年》載：“陳侯鮑卒。再赴也（發了兩次訃告）。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桓公）疾病而亂作。”陳佗在桓公病中殺太子免，桓公死后他又自立為君，陳國大亂，后來蔡國為陳國平亂，終于誅殺陳佗。據《詩序》，這首詩就是針對陳佗而發的。

但是，由于《毛詩序》中又有“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數語，鄭箋孔疏曲為之說，遂生出了岐義。詩中的“夫”，即彼，猶言那個人，就是指陳佗，但毛傳卻釋為：“夫，傅相也。”鄭箋則云：“陳佗之師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國人皆知其（按指師傅）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孔疏進一步發揮道：“陳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故又戒之云：‘汝之師傅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惡傅就良師也。”經過這樣的曲解，這首詩的矛頭所向就從陳佗轉到了他的師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稱陳佗之惡“由其師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稱“故作此詩以刺佗”，明顯地不能自圓其說。鄭箋云：“不義者謂弒君而自立。”孔疏謂：“不義之大，莫大于弒君也。……陳佗弒君自立之事也。……陳佗所殺大子免，而謂之弒君者，以免為大子，其父卒，免當代父為君，陳佗殺之而取國，故以弒君言之。”既肯定陳佗為竊國弒君之元兇，罪莫大焉，而又歸咎于師傅之不良，期望陳佗誅退惡師，懸崖勒馬。這種荒謬的倫理邏輯只能暴露出箋疏作者為統治者開脫罪責的意圖，統治者即使有弒逆之行，也要讓別人為之承擔罪責，這或許是溫柔敦厚的詩教使然。胡承珙《毛詩后箋》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則佗已身為大逆，而尚鰓鰓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縱罪魁而誅黨惡，無此斷獄之法。”可謂切中要害之論。

在宋代興起的獨立解經的疑古風氣中，有些學者已經認識到傳疏的曲解之處。蘇轍在其《詩集傳》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門》刺焉。夫，指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誰為此乎？”姚際恒稱蘇氏“可謂善說此詩矣”（《詩經通論》），吳闿生《詩意會通》也指出《毛詩序》“無良師傅云者”，“與詩‘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詩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豈有以斥師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說詩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詩為刺陳佗者，如朱熹《詩集傳》即稱：“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讀風偶識》也認為“以《墓門》為刺陳佗則絕不類”，“此必別有所刺之人，既失其傳，而序遂強以佗當之耳”。

作為一首政治諷刺詩，此詩僅兩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齊言的詩句斬截頓挫，傳達出指斥告戒的口吻。兩章的開頭以動植物起興，其象征意義耐人尋味，表現出詩人對惡勢力的鄙夷、痛斥，但國家依然壞人當道，多行不義，故每章的四、五兩句以“頂針”手法將詩意推進一層，轉為感嘆，憂國之意可感。此詩可謂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從先秦以來此詩就流傳甚廣，也產生了有關它的一些傳說。如《楚辭·天問》云：“何繁鳥萃棘，而負子肆情？”王逸注云：“晉大夫解居甫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鸮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鸮，女（汝）獨不愧也？”又《列女傳·陳辯女傳》載：“辯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汝）為我歌，我將舍女。’采桑之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楳，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楳則有，其鸮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鸮乎？’大夫乃服而釋之。”以上兩則傳說情節雖有異，但由此也可看出此詩在民間甚為流行，連勞動婦女也知道引用，或許此詩本就出自民間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