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周人來說，岐山是一圣地：“周之興也，鸑鷟（yuè zhuó即鳳凰）鳴于岐山。”（《國語·周語》）周人一系傳至古公亶父，居于豳地，“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去豳，度漆、沮。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史記·周本紀》）古公之前，后稷、公劉二位也是功勛卓著，《國語》之所以取岐山為周人興起的圣地，似是極度推崇古公之仁，從上引文可見，古公不僅仁愛本族，而且推仁愛于一再侵犯于己的異族，自然更是難能可貴，因而也更具備后世儒家所定的圣人品格。

《天作》是周頌中少有的提及具體地點的作品（另一篇是《潛》），它寫出了岐山。《毛詩序》說它是“祀先王先公”，朱熹《詩集傳》則指為“祭大王之詩”，都認為祭祀的對象是人。姚際恒《詩經通論》引季明德語，認為是“岐山之祭”，即《天作》的祭祀對象是岐山。其實，岐山是古公至文王歷代周主開創經營的根據地，其后的伐商滅紂便是在此積蓄了力量。《天作》這首詩，應該既是祭圣地，同時又是祭開創經營圣地的賢明君主的。由于岐山之業為古公開創，而文王后來由此遷都于豐，故《天作》應是在岐山對古公至文王歷代君主進行祭祀的詩。至于行祭之人，則非文王的繼承人武王莫屬。

“天作高山”，強調上天賜予岐山這塊圣地。周人重視天賜，視為吉祥，連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賜岐山之后，在這根據地上積蓄力量尚須人為，詩中便主要寫這一過程。之所以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為他們確實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滅商雖然完成于武王，但文王之時已顯示出周將代商的必然趨勢，紂王囚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緩而無法阻遏這一歷史發展。岐山圣地經營到文王之世，已為武王積蓄了足以滅商的雄厚實力，包括姜尚這樣足以輔成偉業的賢臣。“岐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開創的一條通向勝利之路。

將對圣地、圣人的歌頌融為一體，著力描寫積蓄力量的進程，揭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天作》一詩，便如大河滔滔，飛流直瀉，既顯莊嚴，又富氣勢。短短七句，有如此藝術效果，可見詩歌作者的非凡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