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這一組詩，詩中由“閔予小子”、“維予小子”、“維予小子”到“予”述及的成王自稱，可以體現成王執政的階段性，也可看出成王政治上的成長和執政信心的逐步確立。這一組內容相關而連貫的詩，雖然不是有預先確定的創作計劃，但其連續的編排則應是由刪詩的孔子確定的。《尚書》中自《金滕》以下諸篇，敘及周公、成王，與這一組詩具有相同的時代背景，對照閱讀，可增進理解；《史記》中的《周本紀》與《魯周公世家》有關部分，也可參照閱讀。如果只讀《詩經》的注解，雖然也能讀懂原文，但恐怕難以得到深刻的、立體化的印象。

成王繼位之時，年齡幼小，可以說，除了高貴的身份之外，他在政治上是一無所有。幼小的成王不可能明白自己的處境，而為之輔政的周公對此則有清醒的認識。因此，盡管《閔予小子》看似成王以第一人稱而作的自述，其實真正的作者應是輔政的周公。

《閔予小子》是“嗣王（即成王）朝于廟”（《毛詩序》）之詩。嗣王朝廟，通常是向祖先神靈禱告，表白心跡，祈求保佑，同時也有對臣民的宣導作用。鑒于成王的特殊境遇，這篇告廟之辭應有特殊的設計。

開頭三句，將成王的艱難處境如實敘述，和盤托出，并強調其“嬛嬛在疚”，無依無靠。國君需要群臣，嗣王更需要群臣的支持，成王這樣年幼的嗣王則尤其需要群臣的全力輔佐。強調成王的孤獨無援，于示弱示困示艱難之中，隱含了驅使、鞭策群臣效力嗣王的底蘊，這一點在下面即逐步顯示出來。

第四句的“皇考”指周武王。武王一生業績輝煌卓著，詩中卻一字不提，只說他“永世克孝”。為人子當盡孝；為人臣則當盡忠，其理一致，為什么不直陳其言呢？蓋因在危難、困窘之際尋求援助，明令不如感化，當時周王室群臣均為武王舊臣，點出武王克盡孝道，感化之效即生。

第六句的“皇祖”指周文王，而“陟降”一語，當重在“陟”，因為成王嗣位時在朝的文王舊臣，都是文王擢拔的賢能之士，他們在文王去世之后，輔佐武王成就了滅商的偉業，此時又該輔佐成王來繼業守成了。

周公是經歷文、武、成三世的老臣，“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于群子”，又“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史記·魯周公世家》），一些三世老臣如姜尚等，都長期與他共事，上述對文王、武王贊頌之語，出自他口中，自有非同尋常的號召與約束力量，穆王時太仆正伯冏作《冏命》，所說“昔在文武，聰明齊圣，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正可見周公的威嚴。

周公在其子伯禽受封于魯后曾訓戒伯禽要尊賢，說：“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史記·魯周公世家》）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賤”，當然知道成王的身份更為高貴。成王為文王之孫，武王之子，血統至尊，這也幾乎就是他繼位時全部的政治資本，周公對此不能不充分地加以利用，以期對文王、武王感恩戴德的群臣對成王也俯首聽命。因此“繼序”一語出現于《閔予小子》的末句，絕非偶然，它強調成王繼承的是文王、武王開創的大業，而“思不忘”對成王固然是必須兌現的誓言，對于文王、武王的舊臣，則是理所當然應盡的天職。

《閔予小子》隱含著對文王、武王舊臣效忠嗣王的要求，而在這方面，周公又是以身作則、堪稱楷模的。他并沒有忘記對兒子伯禽的教育與指導，用今天的話說是公私兼顧的，可他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于輔佐成王，他的主要政治業績也在于此。這方面，《詩經》、《尚書》中的許多篇章留下了可信的記錄，孔子也一再表示對他的尊崇與景仰。周公與成王雖然一為臣一為君，一為輔相一為天子，但是，要了解成王時政事，卻往往先要了解周公。《六經》皆史，讀此篇亦可窺周初政事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