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柳贈別的風俗始于漢人而盛于唐人。《三輔黃圖》載，漢人送客至灞橋，往往折柳贈別。傳為李白所作的《憶秦娥·簫聲咽》“年年柳色，灞陵傷別”，即指此事。這首詩雖未指明地點，從詩意看，寫的大概也是灞陵折柳贈別的事。

詩的開頭兩句在讀者面前展現了這樣的場景：初春，水邊（可能指長安灞水之畔）的楊柳，低垂著像酒曲那樣微黃的長條。一對離人將要在這里分手，行者駐馬，伸手接過送者剛折下的柳條，說一聲：“煩君折一枝！”此情此景，儼然是一幅“灞陵送別圖”。

末兩句“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就語氣看，似乎是行者代手中的柳枝立言。在柳枝看來，此時此地，萬物之中只有春風最相愛惜，雖是被折下，握在行人手中，春風還是殷勤地吹拂著，可謂深情款款。柳枝被折下來，離開了根本，猶如行人將別。所以行者借折柳自喻，而將送行者比作春風。這層意思正是“煩君折一枝”所表現的感情之情的深化和發展。詩人巧妙地以春風和柳枝的關系來比喻送者和行者的關系，生動貼切，新穎別致。

這首詩是從行者的角度來寫，在行者眼里看來，春風吹柳似有“相惜”之意與“殷勤”之態，仿佛就是前來送行的友人。這是一種十分動情的聯想和幻覺，行者把自己的感情滲透到物象之中，本來是無情的東西，看去也變得有情了。這種化無情之物為有情之物的手法，常用于中國古典詩歌中，如唐元稹《第三歲日詠春風憑楊員外寄長安柳》云“三日春風已有情，拂人頭面稍憐輕。”宋劉攽《新晴》詩曰：“惟有南風舊相識，偷開門戶又翻書。”都是移情于物，中國古代文學評論稱為“物色帶情”（《文鏡秘府論·南·論文意》）。這不是一般的擬人化，不是使物的自然形態服從人的主觀精神，成了人的象征，而是讓人的主觀感情移入物的自然形態，保持物的客觀形象，達到物我同一的境地。

末兩句之所以耐人尋味，主要是因為采用了巧妙的比喻和物色帶情的藝術手法，這正是此詩的成功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