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在襄陽（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諸葛亮曾隱居于此。見《三國志》本傳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詞人家在興國（今湖北陽新一帶），可能曾有過過隆中而造訪諸葛亮故里的經歷。“桑柘”二句對仗，寫哲人已杳，但見桑柘偎倚在斜陽里，禾黍顫粟于秋風中。夕陽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風悲鳴的一歲之暮。由于此篇所寫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歿的英雄，故開局便以這日暮、歲暮之時的蕭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劇氣氛。過英雄故里，人雖不可得而見，其事跡則彪炳于史冊。故以下即切入正題，追尋斯人一生之出處大節。

“世若”三句，先敘諸葛亮得以登上歷史舞臺的契機，言當世若無徐庶輩相為汲引，諸葛亮難免會被埋沒。“本計”四句，則高度概括諸葛亮一生的政治、軍事活動，自“隆中對策”一直寫到“六出祁山”。傳載劉備親訪諸葛亮，請其出山時，曾詢以天下大計，亮對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與其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為用，可以之為援而不可圖。惟有奪取荊、益二州，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等少族，外結好于孫權，內修齊于政治。如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率荊州之軍直指宛（今河南南陽）、洛（今洛陽），將軍（謂劉備）親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庶幾霸業可成，漢室可興。“東荊西益，觀變取奇功”，這便是諸葛亮初步戰略計劃。“赤壁大戰”后，劉備得到了荊州；繼而又揮師入川，從劉璋手里奪取了益州之地，實現了諸葛亮戰略設想的前半部分，形勢一度對蜀漢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荊州方面軍的統帥關羽在外交和軍事上一系列的失誤，荊州被孫權襲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陜一路；而“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難》），軍糧轉運不及，故劉備死后，諸葛亮屢出祁山伐魏，都勞而無功。“轉盡青天粟，無路能通。”這種局面實為諸葛亮無助之力。此二句是對上二句的轉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屬賀鑄《伴云來》一詞中同類的“關照省略”，應對照上文“本計”二字自行補出。

換頭三句，寫諸葛亮之死。此處打破了傳統的過片成法，文義緊接上片，使前后闋粘合為一。因“轉粟難通”，乃有“雜耕渭上”之舉。公元234年（蜀漢后主建興十二年）春，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據武功五丈原（今陜西岐山縣南）與魏將司馬懿對壘。魏軍堅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濱，和當地居民雜處而耕，作為久駐之計。鑒于他在軍事實踐中摸索出了這一系列切實可行的作法。北伐開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遺憾的是，“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庾信《哀江南賦》），同年秋，諸葛亮不幸病死于軍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繼而敘述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歷史后果。“一曹三馬”，“曹”當作“槽”。《晉書·宣帝紀》載曹操夢三馬同食一槽。自魏齊王曹芳，司馬懿與二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執掌魏國軍政大權，誅殺異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馬炎時，竟篡魏自立，改國號為“晉”。曹操之夢，果然應驗。此事雖荒誕不經，但后世屢用為故實。二句謂諸葛亮一死，再也無人能夠掃平曹魏，復興漢室，而使司馬氏集團如蛟龍之逢云雨，順順當當地發展壯大，滅蜀、篡魏、平吳，建立了統一的晉王朝。

然而盡管斯人“出師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卻未可以成敗作論。建興五年，諸葛亮率諸軍北駐漢中，將出師北伐，臨行曾上疏劉禪，反復勸勉他繼承先主遺志，親賢臣，遠小人，并陳述自己對蜀漢的忠誠及北取中原、復興漢室的決心。這就是氣沖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師表》寫得忠愛剴切，歷來為愛國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萬敬仰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結束全篇。“安史之亂”爆發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肅宗上元元年）避難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營構草堂，前后居住長達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廟時，飽蘸濃墨，滿懷激情地寫下了吊諸葛亮的著名詩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詩圣為作此千古絕唱，九泉之下，亦當含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