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孫復的家世及其早年的經歷已不可確考。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
孫復年屆三十六歲，時范仲淹守喪居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掌府學。孫復上謁范仲淹，范給予其經濟資助，并為他謀了學職，授以《春秋》。以后范仲淹服滿復職，孫復去應舉。
泰山講學
景祜元年，孫復第四次科舉落第，通過鄆城舉子士建中介紹，孫復認識了石介。石介在泰山筑室，邀孫復去講學，并與張洞等執弟子禮師事孫復。孫復居泰山八年，主要從事經學的研究與講學，撰寫了《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等著作，聲名漸顯于世。
步入仕途
慶歷一年(1042)，在范仲淹、石介等人的推薦下，孫復以布衣超拜，任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他與石介一起，積極支持范仲淹等的"復古勸學"主張，在太學實施舉人應考須有聽書日限及擴大太學錄取人數等措施，使得學生人數驟增，北宋太學從此而興。
嘉祜二年(1057)七月病逝。
孫復辛勤于治學，研究周、孔之道，先是追求科舉與功名，后是研究學問與講學，故而在40歲(一說50歲)尚未成婚。時宰相李迪，深知孫復人品、學問俱佳，將其侄女嫁給了他。李迪是宋真宗、仁宗時有名的大臣，地位、政績都很顯赫，為人處事亦很正派，他將其侄女下嫁給孫復，增其賢名，而世人則由此更知孫復之賢。孫復之學及其為人，很快傳聞于天下，他一時成為學界權威。孔子的后裔孔道輔，時為龍圖閣待制，很有聲望，亦前來拜見孫復。拜見時，石介立侍孫復的左右，舉行禮儀時，升降拜則扶持著，往謝孔道輔時亦然。孫復所主持的泰山書院一時盛況空前，成為當時的一個學術活動中心。
孫復盛名在外，引起范仲淹、富弼等當朝一些大臣的關注，被任命為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后仁宗到太學巡視，賜孫復緋衣銀魚，并有意委孫復為侍講，為皇帝進講，解釋古書的疑義，后因人反對而未成。
卒于任所
慶歷七年(1047)，坐徐州舉子孔直溫案，貶外職，后重返太學任教。時有徐州人孔直溫，因引誘軍士謀將捕，搜其家時得到孫復的詩詞，孫復因而受到牽連，并遭到貶官處理，遣為應天府判官事。這時翰林學士趙概等十余官員為其說情，最后仍留為國子監直講，后又被遷任為殿中丞之職，至卒。
孫復病重時期，當朝大臣韓琦將此事稟告了宋仁宗，并選派了一個書吏，給予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協助孫復得書15萬言，錄藏于秘閣中。孫復著有《春秋尊王發微》12卷，《春秋總論》3卷，《睢陽子集》10卷，《易說》64篇。從孫復著作內容看，他研究的學問，主要是闡述周孔之道。他主張“尊王說”、“道統論”，適合于統治集團的需要，順應了統治階級的意愿，因此，他的學術思想受到了社會上層的重視。
個人成就
教育成就
孫復治學突出儒學之道。此道非道家所謂玄妙難測的宇宙本體，乃是指一切社會政治倫理的最高原則。他繼承韓愈之說，構建了一套由遠古伏羲、炎黃經堯舜禹至周公、孔孟的
道統，認為孔子使“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煥然而備。”（《上孔給事書》）這一學說將孔孟宣揚的精英政治道德理論凌駕于皇權之上，使儒家傳布之道儼然成為包括帝王在內的萬眾遵行的根本原則，儒家碩學成為帝王之師，這就大大抬高了儒士的社會地位，對皇權專制構成有力的制約。這是理學在興起之初最有價值和富有進步意義的亮點。雖然，這種道德說教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皇權至上的壟斷性，但究竟在理論上有一種客觀的價值評判體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妨礙帝王的胡作非為，有利于百姓的安居樂業。
孫復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從事教化幾十年，卓有成效。因為他認為教化是提升人的文明素質的最有效的手段，儒家要弘揚大道，必先施之于教化：“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沒有教化，人便混同于禽獸，天下就不成為人的天下。他批評漢宣帝的鄙視儒士不足為用，結果紀綱目亂，風俗日壞，導致西漢衰亡。孫復進一步提出教化當以太學為根本：“太學者，教化之本根，禮義之淵藪也。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顯然，這就把太學的教化與政治是否清明聯系起來，并將之安置到治國平天下的根本位置上。這個見解是十分明智的。
孫復的治學方法論亦有重要的創造。首先他提出“舍傳以求經”的治經方法，即以時代的需要為出發點，直接從經學中尋求有用之道，并以自己的理解，進行闡述，提出見解。
孫復的“不惑傳注”“舍傳求經”的方法，一方面發展成為理學家的“義理之辨”的思維模式，對人的思想是一大解脫，具有一定的自由思想的含義，因而對人的思想注入了生機，推動了古代思維的發展。另一方面，這種方法具有玄想特征，由于闡述經學原則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性，所以易于流于空泛議論之途。其次，孫復在提出“舍傳求經”方法時，已經注意到這種方法含有的不確定性，又主張文以致用，道以致用，提倡務實之學，在方法上為研究經學開拓了一條新路。
文化成就
在道與文的關系上，唐韓愈倡“文以載道”，柳宗元倡“文以明道”。孫復則進一步稱“文為道用”：“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一切詩詞歌賦的文章“雖其目甚多，同歸于道，皆謂之文也”。這就批評了道家廢文遵道的偏頗，承認文的大用是為道的倡明來服務。他認為所謂儒學六經是圣人之文，均是闡明儒道之言，六經因孔子傳播，有極高的地位。所以明道離不開六經，但同時要直指六經，通其義理。孫復專重六經義理之說的主張，開了后世宋學即理學敢于突破前人舊說的先例，宋學的創新思想和理念由此而發揚光大，這在當時也是一次值得肯定的思想解放運動。
經學成就
在經學方面，孫復撰有《易說》，早佚。孫復經學為學界所重的是其《春秋》學，今存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孫復《春秋》學的特點，在于置《三傳》于不顧，憑己意詮釋。以"尊天子，黜諸侯"立論，認為《春秋》"有貶無褒"，突出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思想，而實質與北宋強化中央集權統治有關。除《春秋》學外，其學術思想中值得注意處有三點：一、提倡儒家"道統"：他說："吾之所以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子、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孫明復小集·信道堂記》)二、排斥佛、道二教：寫了《儒辱》、《無為指》等文，專門攻擊佛、道，把儒、道、佛三教鼎立看作是"儒者之辱"，進而號召儒者起來"鳴鼓而攻之"，試圖重振韓愈攘斥佛道的事業以復興儒家文化。三、抨擊科舉時文：他對當時士人熱衷于四六時文的現狀大為不滿，強調"文以載道"，認為"文者，道之用也；道者，之本也"，作文應該"左右名教，夾輔圣人而已''(《孫明復小集·答張洞書》)。
孫復是北宋慶歷之際經學變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風影響頗大。程頤《回禮部取問狀》記："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后謝之，立聽戶外者甚眾。當時《春秋》之學為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事。"(《河南程氏文集》卷·七)這說明當時學者對其學風的認同。孫復開了風氣，以后治《春秋》者相繼效法，宋代治《春秋》出名的如孫覺、劉敞、瞿子方、葉夢得、呂本中、胡安國、高閌、呂祖謙、程公說、張洽、呂大圭、家鉉翁等，他們的《春秋》學在內容上固然與孫復多有不同，舍傳求經、變專門學為通學這一特點是完全一致的。但孫復也因其學風而遭清代學者的嚴厲批評，如乾隆間的四庫館臣批評他"遂使孔庭筆削，變為羅織之經"；"過于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實自復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春秋類》)。
人物評價
對此史家還評價道：“以后來說《春秋》者，深文鍛煉之學，大抵用此書為根柢。”可見，孫復不僅為理學體系的創立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內容，同時還為進一步完善這個理論，提供了一個方法論。理學是中國古代最發達的理論形態，孫復是這個理論形態的先驅者，其作用與影響是很明顯的，在古代思想史與理學發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故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曾有“不敢忘”之語。
孫復科考失利，蓋由于其重義理而輕傳注，而宋廷沿隋唐學風，專以辭賦取士，偏重文學修養，所以孫復“知其道不與時合，不敢復進，乃退”。
歐陽修評論說：“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
主要作品
《諭學》
冥觀天地何云為，茫茫萬物爭蕃滋。
羽毛鱗介各異趣，披攘攫搏紛相隨。
人亦其間一物爾，餓食渴飲無休時。
茍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須眉。
人生在學勤始至，不勤求至無由期。
孟軻荀卿揚雄氏，當時未必皆生知。
因其鉆仰久不已，遂入圣域爭先馳。
既學便當窮遠大，勿事聲病淫哇辭。
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駕說扶顛危。
擊喑敺聾明大道，身與姬孔為藩籬。
是非豐顇若不學，慎無空使精神疲。
《中秋歌》
明月一歲中，影圓十二回。
如何今夕里，爭賞羅樽壘。
既愛盈盈色，更上高高臺。
人心莫如此，試為君言哉。
月者水之精，秋者金之氣。
金水性相生，五行分其事。
則知天地間，相感各以類。
水得金還盛，月因秋更清。
氣類使之然，人誰不有情。
可憐別夜色，一一皆銷聲。
自昔詩家流，吟皆不到此。
徒能狀光彩，豈解原終始。
冥搜詎有得，燥吻真何以。
請看退翁歌，其的能中矣。
后世紀念
孫復墓位于東平縣梯門鄉東瓦莊村東南1000米處的山峪內，墓北、東、南三面環山，縣級文物保護
單位。孫復墓現存封土堆高6米，直徑約30米，由于近十幾年來，筑壩修堤對封土有所破壞，但未觸及墓室。從自然斷面上觀察，封土層不很明顯。
孫復（992—1057），宋晉州平陽（今山西臨汾）人，字明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也稱泰山先生，石介等皆師事之。為范仲淹、富弼等推重，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仁宗親臨太學，面為邇英閣祗候說書，講說多異先儒。罷出為州縣佐官。后復入，遷殿中丞。他研治《春秋》，強調明諸侯大夫之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帝王之治亂，著作有《春秋尊王發微》、《孫明復小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