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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表梳理歷史朝代順序
北宋詩文革新的特點是什么？不同風格矛盾統一、對立
北宋詩文革新發生、發展過程的顯著特征是與北宋政治改革和儒學復興運動的密切聯系。北宋的政治改革家們都不約而同地把文風的改革作為政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復興思潮則以復興古文抗擊“時文”為起點，并一直把士人文章習氣作為詆貶的對象。他們的這一態度歸結到一點，就是對士風即士人精神面貌的注重。而文風是士人精神生活中至為重要的內容。
在中國文化中雖然禮樂文化的傳統源遠流長、根深蒂固，但士人普遍崇尚文章藻翰(以書面語為材料)卻是漢魏以來的事，并且伴隨著佛老思潮的激蕩與流布。在好幾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藝文與釋老相互推轂激揚，決定了一代又一代士人的心路歷程，成了廣大士人別無選擇的精神淵轟。隋唐時期，隨著宗教的流行、科舉制的確立和庶族地主階級的漸起，藝文之士與山林之士更是成了士人階層最為基本的形象。宋朝要在庶族地主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起官僚政治，就要化解山林之士，改造藝文之士。強勁的士人文學傳統成了必須認真對待的大問題。在整個北宋時期，政治和思想領域都不斷地對文學提出要求，文學在這兩股力量的挾持和作用下，不斷改變著自己的面貌。
文學比任何時候都不能孤立地、封閉地發展，文學也比任何時候更得遵守現實的規定。不同的文學變革主張大都派生于不同的社會人倫理想和政治改革思想，而不同的文學群落則大都是政治上和學術上不同的集團與派別，文學革新的發展與政治、思想領域的變化也大致同步進行。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運動在北宋的持久開展標志著宋代作為封建社會后期轉折伊始是一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建設(尤其是思想文化發展)的黃金階段。
文學作為思想文化，作為封建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因此獲得了深刻的變革與建設力量，詩文革新表現出積極的革故開新特征。
北宋詩文革新發展過程的又一特征是它獲得了士人前所未有的普遍參與及其群體力量的不斷推進。這一特征的背景是中唐以來底族地主和自耕農經濟的發展，以及在此基礎上庶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壯大。
漢魏以來文士交游、詩酒雅集之風就極流行，但這期間形成的文人群體其領袖人物大都是皇族貴胃，文士們不僅依侍帝王貴族們政治經濟實力作為活動的憑據，而且其創作也自然不能脫離皇室及貴族文化的氛圍和規范，具有一望可知的依附性。初、盛唐的文壇依然明顯受著皇家藝術趣味的籠罩和支配。陳子昂至李、杜的詩歌革新雖遠非孤星獨照，但卻都沒有形成群星拱衛、江河朝宗的集團聲勢。
這種情況到中唐“韓孟”、“元白” 時代有了根本變化，開始出現一定規模性的、長期性的、緊密性的群體交游與結盟。韓愈自稱“從事于往還朋友間”，“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李翱在《答韓侍郎書》中也稱韓愈“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辭，兼能附己，順我之欲，則汲汲孜孜，無所憂惜，引撥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這是多么自覺地團結起來的關系!到了宋代，科舉擴大，教育普及，士人群起八方，數量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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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北宋詩文革新的領袖，為詩文風向指引了正確的道路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吉水(今屬江西)人。北宋中期文學家、史學家。歐陽修幼時喪父，家境窘困，但刻苦好學。天圣八年(1030)中進士，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西京留守推官。其間與梅堯臣、蘇舜欽、尹洙等人交往密切。景祐元年(1034)，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館閣校勘。三年因傾向范仲淹議論時政的態度與斥責朝中保守派，被貶為夷陵縣令。
歐陽修
四年，遷乾德縣令。康定元年(1040)，被召返京，復任館閣校勘。慶歷三年(1043)，充太常丞知諫院，又以右正言知制誥，并積極參與范仲淹等所推行的“慶歷新政”。新政失敗后，被降為滁州太守。后又遷知揚州、潁州、應天府。至和元年(1054)，奉詔回京，命權判流內銓，又與宋祁合修《新唐書》。不久擢為翰林學士。以后先后任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熙寧二年(1069)，新任參知政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歐陽修對此持反對態度。四年(1071)，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文忠。
歐陽修是北宋時期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人物，在他的倡導下，這場運動曾形成盛大聲勢，對當時和后世文壇發生很大的影響。作為詩文革新內容的一部分，歐陽修在文學理論方面提出過不少重要的主張，其中包括論詩見解。歐陽修論詩強調有感而發，美善刺惡，提出：“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榆揚怨憤于口，道其哀樂喜怒于心，此詩人之意也。”(《詩本義·本末論》)他還認為要學習《詩經》創作精神，應著眼于“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誡”(同上)。實際上要求詩歌所表現的內容具有“致用”的意義，要為現實政治服務。
另一方面，他在繼承杜甫、白居易、韓愈等人有關理論的基礎上，又提出“詩窮而后工”的說法，以為“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蓋愈窮則愈工”(《梅圣俞詩集序》)，意識到詩人的創作成就與其個人身世遭際之間所構成的重要聯系，以為作者的生活遭遇越是窘困，就越能寫出體驗深刻而成就顯著的作品。對于詩歌的創作風格，歐陽修基本上主張多樣化，在具體作品的藝術評析中能保持一種較為客觀、公允的態度。
如他在比較梅堯臣、蘇舜欽詩風差異時表示，兩者“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六一詩話》)，肯定了他們各自不同的藝術風格，認為無孰高孰下之分。又如對“西昆體”，他也并不是一概加以否定，而是在指出其弊端的同時，也肯定了其中的創作特色，以為西昆派詩人也有藝術上的成功作品，至于他們好用故事等特點，是因為“其雄文博學，筆力有余”，而“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于風云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同上)，為“西昆體”作了某些合理的辯護，體現出較為明智、公正的批評態度。
在創作實踐上，歐陽修有著多方面的成就，詩、詞、文、賦都有不少成功之作。他的詩有些如《食糟民》、《奉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之作》《答朱案捕蝗詩》《答楊辟喜雨長句》、《邊戶》等，觸及某些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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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詩文革新的三個階段，為宋朝文壇走向巔峰奠定了基礎
(一)宋初三朝：復古革新思潮的萌發階段
大致說來，這一階段的文學仍處于晚唐五代文學的延長線上，但隨著新朝政權的日漸鞏固，文化建設被逐步提上議事日程，一系列抑武佑文的政策和襲唐崇文之舉使文學獲得了振衰起卑的力量。文學受到優待，創作趨于活躍，文藻相樂于升平，而藝術水平也得到了相應的提高。
與真宗朝人庶物阜、經濟漸盛相對應，楊、劉“昆體”與“時文”“時際升平，春容典贍”，標志著宋代文學開始走出“唐末五代衰颯之氣”。然而其開新之義是極有限的，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適應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政治需要而發展起來的，與政治上日益滋長的一些腐敗因素相聯系，難以突破精神本質上的浮靡與卑弱。
柳開
柳開等人則主要地從儒學立場出發，熱情鼓吹復興古道、興修風教。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呼應，形成了有宋歷史上第一次復古思潮。文學是他們關注的重點。針對晚唐五代輕艷浮薄文風在宋初的繼續流行，他們標榜韓柳古文和杜甫、白居易的樂府詩，主張詩歌有為而作，文章關乎教化，體現了儒家文學思想的復興。
(二)仁宗天圣至嘉祐年間：復古革新思潮的高漲階段
仁宗天圣至慶歷年間，是宋代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全面的轉折時期。宋初三朝表面的繁華太平掩蓋著“積貧積弱”的趨勢，真宗朝后期以來政治急劇腐敗，天災盜亂頻仍。西夏的入侵更是促進了社會危機的總爆發。在這樣的形勢下，社會變革被提上議事日程。針對前朝襲漢唐之虛名、夸飾太平的種種弊端，范仲淹領導的政治改革以追復三代之治相號召。廣大知識分子一反循默，紛起響應，“天下爭自灌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體現出全新的士人精神風貌。圍繞社會改革，各家建言獻策，思想空前活躍。在當時一片復古明道、學古救時的聲浪中，明顯地震響著不同的調子。它們主要出自兩個影響最大的文人群體。
石介
一個以石介、孫復為代表，早年主要活動在今山東一線。另一個以尹洙、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為代表，早年主要活動在汴洛。石介等人主要繼承了青年柳開那樣的儒生的立場，因緣下層士人入世心理的激切、北方之士性格的矯厲和齊魯之邦的儒學優勢，高舉“道統”的大旗楔入社會，對楊劉“時文”和佛老思想發起猛烈攻擊，強烈震撼了當時的文壇，有力促進了復古明道思潮的興起。其儒學立場激發了他們在當時土風文風改革潮流中的先鋒姿態，同時也決定了他們文學觀點重“道”輕“文”的狹隘與偏激。他們的復古主張連同其“好古以戾”的作風在廣大舉子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尹、蘇、梅、歐等人接受了復古明道和憂濟天下思想精神的影、響，熱情支持和積極投身范仲淹領導的政治改革。與石介等人不同，他們主張將復興古道與政治改革實踐密切聯系起來，在社會改革實踐中完成士風文風的變革。這一改革思想使他們接棄了石介等人重道輕文的價值偏向，把習儒明道、從政行道、為文傳道的廣泛方面納入人生視野，從而確立了文學關乎社會現實而又關乎道德人生的平易通達的文學觀。他們以成功的詩文創作實踐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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