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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表梳理歷史朝代順序
南宋皇帝的陵墓在哪里？南宋陵在歷史上的命運為何如此悲慘
歷朝皇陵中，宋陵可能是最“簡陋”的。鞏義宋陵完全不及漢唐明清皇陵之宏大壯麗。有人說，洛陽邙嶺上隨便哪個帝王的陵丘都比宋陵大。鞏義宋陵多散落在荒野，成了莊稼地。盡管也立了塊“全國重點文物保護”的牌子，卻看不出有什么保護措施。
一個最富庶、文明的王朝，其帝陵卻落了個這么荒涼的局面。令人喟嘆啊。歷史上，鞏義宋陵的命運更令人喟嘆。
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春，金兵圍困宋都汴梁。在圍城的過程中，這群虎狼之師干出了一件突破文明社會底線、甚至連戰爭倫理都違背了的惡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敵之圍城也，京城外墳壟發掘略遍，出尸取槨為馬槽，城內疫死者幾半。”《三朝北盟會編》也有類似的記錄：“京城之外墳垅悉遭掘出尸，取其棺為馬槽。殺人如割麻，臭聞數百里。以故數大疫死者過半。”兩則史料都是說，金兵將汴梁城外的宋人墓冢都挖開來，取出棺木作為馬槽，拋尸于荒野，導致瘟疫爆發，汴梁城的軍民病死了50%。宋軍敗于金兵，汴梁破城，北宋滅亡，也跟這場大疫病的流行有很大關系。
金人攻陷宋朝的國土后，立降金的劉豫為皇帝，建立傀儡政權“大齊”。這個劉豫，是個驕奢淫欲的人渣，為了搜刮到更多的民間膏脂，打起了掘墳盜墓的主意，特別設立一個盜墓機構——“淘沙官”。《宋史劉豫傳》說他“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連北宋諸帝的陵寢也被他盜挖、焚毀。江湖宵小的盜墓故事我們聽得多了，“一國之君”(雖然是一名僭主，畢竟也打著“大齊皇帝”的名號)居然也干起掘墳淘金的行徑，這是何等的荒唐?北宋諸帝陵寢遂被邪惡的劉豫集團破壞、發掘。南宋會稽諸陵，更是簡陋，全無皇陵的氣派。
而南宋陵在歷史上的命運，比北宋陵更悲愴。南宋被元軍滅掉之后，會稽的南宋諸陵又被一個叫做“楊輦真珈”的番僧所毀。據周密《癸辛雜識》續集的記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八月，楊輦真珈驅使“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宗四陵盜行發掘，割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理宗頭，瀝取水銀、含珠，用船載取寶貨”;十一月十一日，又“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陵盡發掘，劫取寶貨，毀棄骸骨。”其手段之罪惡，令人發指。而且，在元廷的放縱下，“江南掘墳(之風)大起，而天下無不發之墓矣”。元朝統治之野蠻，由此也可見一斑。我們評價一個社會的文明度，不僅要看活著的人是否自由、幸福，也要看逝去的人在地下是否安寧，是否被活著的人所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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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與朱子理學的歷史命運如何？
朱熹以及朱子理學之歷史命運，可謂兩朝天子兩重天。
對于朱熹以及朱子理學來說，宋寧宗的時代，基本上是暗無天日。宋寧宗即位后沒有多久，作為宋寧宗的“侍講”，朱熹就名列“逆黨”，一貶再貶，其罪狀有十條之多;理學也成了“偽學”，或曰“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或曰“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搖動上皇，詆毀圣德”。因為“禁用偽學之黨”，朱熹的著述，包括《四書集注》，“為世大禁”。以科舉取士，凡“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即便“鄉試”也“必令書‘系不是偽學’”。朱熹是繼儒學之大統的，在宋寧宗時代，卻是硬把朱熹以及理學，與孔孟之道割離開來。甚至有人仿孔子誅少正卯之例，提出對朱熹“加少正卯之誅”。魏晉時期，鐘會要司馬氏置嵇康于死地，援引的先例是“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這或許還有嵇康“非湯、武而薄周、孔”為借口，朱熹卻終生致力于弘揚孔孟之道，對朱熹“加少正卯之誅”，連這樣的借口都找不出來。
朱熹被列入“逆黨”，朱子理學被當作“偽學”，只為朱熹的兩次進言。第一次進言，是作為宋寧宗之侍講在為寧宗講課之后，上了一道“奏疏”，說：“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誰都聽得出來，“或竊其柄”的“左右”，說的就是韓侂胄。這正是宋寧宗“倚任侂胄”之時，便以“憫卿耆艾”為借口，罷了他的侍講之職。第二次進言，則在趙汝愚十分蹊蹺地“暴死”之后，“家居”的朱熹，因“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趙汝愚之冤”。自此，朱熹不僅“落職，罷祠”，而且引發對于所謂“偽學”的新一輪圍攻。
朱熹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離開這個世界的。
在宋理宗的時代，已在九泉之下的朱熹以及朱子理學，卻是如日中天。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年)正月，朱熹被“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宋理宗紹定三年(1230年)九月，朱熹被“改封徽國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朱熹被“詔恩從祀孔廟”。此后，朱熹便被后人頂禮膜拜，配享“冷豬肉”了。與朱熹一起“升天”的就是朱子理學。《四書集注》已成士人的必讀之書，以科舉取士考的便是朱熹的學說，在宋寧宗朝成為禁區的朱子理學，在宋理宗朝儼然被奉為圭臬。
朱熹以及朱子理學在宋理宗朝如日中天，與權臣史彌遠有一定的關系。此公名聲不好，他在誅韓侂胄于玉律園后，起用韓侂胄當權之時受壓的理學人士，抬高朱子理學的地位，不無改善自己形象，爭取理學人士之擁戴的考慮。所以在韓侂胄被誅后的嘉定元年(1208年)十月，便分別由“詔賜”朱熹、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謚號為文、元、純、正、明，朱熹在去世八年之后成為“朱文公”。宋理宗供奉朱熹，也不乏與史彌遠相似的考慮。他畢竟系史彌遠矯詔而立。如果說，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年)正月朱熹被“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有史彌遠在起著作用，那么，史彌遠去世八年之后即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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