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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表梳理歷史朝代順序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你知道嗎？慶歷新政與王安石變法有何相似的地方
慶歷新政
慶歷新政為中國北慶歷(1041年—1048年)年間進行的改革。宋仁宗時，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遼和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社會危機日益嚴重。
慶歷三年(1043年)，、、同時執政，、蔡襄、王素、余靖同為諫官。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達到節省錢財的改革主張。
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仁宗采納了大部分意見，施行新政。詔中書、樞密院同選諸路轉運使和提點刑獄;規定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更蔭補法，規定除長子外，其余子孫須年滿15歲、弟侄年滿20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又規定地方官職田之數。慶歷四年(1044年)，更定法。另外，還頒布減徭役、廢并縣、減役人等詔令。
由于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次年(1045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新政徹底失敗。這次改革雖然失敗，卻為后來的拉開了序幕。
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是在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
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
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變法之后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
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于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
元豐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
相同點：
①背景相同，即社會危機：土地兼并嚴重;農民反抗斗爭不斷發生;冗官、冗兵、冗費，財政困難;來自遼和西夏的威脅。
②目的相同：鞏固統治，挽救危機。
③作用相同：都觸動了舊勢力的利益。
④結果相同：舊勢力強烈反對，失敗。
⑤性質相同：是對封建社會內部矛盾進行局部調整的改革。
不同點：
①中心內容不同：慶歷新政的中心是整頓吏治，王安石變法的中心是理財。
②措施不同：慶歷新政主要在政治上，如嚴格官吏升遷考核制度，嚴肅中央政令，取信于民;王安石變法包括理財、軍事、取士等措施。
③失敗原因不同：王安石變法由于用人不當，出現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現象，宋神宗死后，新法被廢除;慶歷新政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因而失敗。
④影響不同：王安石變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積貧積弱局面;慶歷新政對緩和社會矛盾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時間太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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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改革，難道只是諸君子的年少沖動？
慶歷新政中涌現出一個熠熠生輝的范仲淹集團，他們是北宋仁宗朝中期最有志向的一批士大夫，但隨著慶歷新政的失敗，他們外放后多年再回朝中，慢慢地學會了“成熟”，似乎活成了他們年輕時最討厭的樣子。這是為什么呢?
一、新政失敗后眾人的情誼
慶歷新政失敗后，范仲淹、富弼等人相繼被貶到外地做官，范仲淹集團的其他成員為他們辯解，反而加重了他們朋黨的嫌疑，于是反對派便趁機對他們進行打擊。慶歷四年(1044年)的進奏院案，范仲淹提拔的青年才俊蘇舜欽、王益柔等人，全部受罰，改革派遭遇滅頂之災。盡管在政治上遭受危機，范仲淹集團的成員仍然保持著良好的友誼和關系。
范圈中的韓琦，卻是一個例外，因為他的改革態度不太激進，而且與反對派還有婚姻關系，所以成為改革派中唯一一個沒有被貶的。于是，他站出來為眾人說話，尤其是建議讓富弼專門負責宋遼邊境之事，讓范仲淹專門負責宋夏邊境之事，讓他們各盡其才。
范圈中的石介病死在家中之后，韓琦、富弼都對這位高風亮節但一貧如洗的老友家屬進行資助，而歐陽修親自為其寫墓志銘并做詩文，痛斥迫害石介的小人。
范仲淹作為改革領袖，對眾成員十分關照，他經常寫信給變法眾人，尤其在信中對韓琦和富弼寄予厚望，鼓勵他們養精蓄銳，將來擔當重任。范仲淹病逝后，集團成員之間更是詩文唱和，寄托自己的哀思，還為范仲淹的碑文內容多次商量。
二、新政眾人的轉向
雖然新政眾人被貶，但他們確實都有政治才干和政治操守，而且仁宗也不是一個昏君。所以，漸漸地，這些人又被全部調回京城。
重新回到京城后，他們的政治態度逐漸變得成熟，最主要的就是不再涇渭分明地把朝中勢力分為君子和小人，比較公正客觀地看待朝臣。因為在反對派之中，大部分官員并不是所謂的奸臣，只是政治態度相對保守而已。
歐陽修就是一個政治上逐漸成熟的典型。他與反對派的代表之一王拱辰本來政治分歧很大，但是二人的關系逐漸變得融洽，甚至多書信往來。南宋葉適評價：“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問新舊。人材復合，遂為本朝盛時。”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同時，范仲淹集團開始對新政中的表現進行反思。歐陽修當年的政論最激進，但他感受到自己的朋黨言論對新政的危害之后，意識到了黨爭的殘酷性，表示希望大臣們能夠一心為公，不要黨同伐異。
歐陽修與富弼也曾多次通信，說“君子之于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后果，則不可易而無悔”。很明顯，他們都在反思自己當初的政治見解過于草率，缺乏深思熟慮。
至和年間，富弼和文彥博都主張大規模修河，徹底解除黃河水患。但歐陽修一再上書反對，主張不必勞民傷財，只需鞏固堤壩就行。此時的歐陽修與年輕時大膽進言已經大不相同，變得謹小慎微。
嘉佑年間，在富弼等人的倡言下，打算恢復一些新政時期的措施，如方田均稅法等，歐陽修也都反對，他說如果大規模地更張制度，必須要經過詳細的調查，要重視改革的可操作性。
可以說，以歐陽修為代表的大部分新政成員，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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