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茍遇知己，不能扶危為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于既敗之后；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侍奉主人，既然被稱作知己，那就應當竭盡智謀，誠懇地加以勸告，巧妙地加以開導，在禍患還未顯露時就消除它。在動亂發生之前保住社會的治安，使自己不受損害，主人沒有危險。活著是著名的忠臣，死后做高尚的鬼魂，流芳百世，照耀史冊，這才是完美的士人。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難于動亂之前，而在事情失敗之后才去獻身自盡，沽名釣譽，迷惑世人，夸耀于社會，這在君子看來，都是不足取的。

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后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其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獨死于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眾人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馀徐憾矣。我曾經因此評論過豫讓。豫讓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趙襄子殺了智伯，豫讓為他報仇，名聲顯赫，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沒有一個不知道他是忠臣義士的。唉！豫讓的死當然可以稱為忠了，可惜，在怎樣死的方式上還有不忠的表現。為什么呢？看他漆身吞炭，對他朋友說：“我做的事情都特別難，我是想用這種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懷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這能說他不忠嗎？等看到他連續三次跳起來，用劍來刺趙襄子的衣服，趙襄子責備他不為中行氏而死，卻單單為智伯而死的時候，豫讓回答說：“中行氏像對待一般人那樣對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樣去報答他；智伯把我當國士對待，所以我就要像國士一樣報答他。”就此而論，豫讓就有不足之處了。

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于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上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日：“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于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于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于斬衣而死乎？段規侍奉韓康子，任章侍奉魏獻子，并沒有聽說待他們如同國士，可是段規、任章卻盡力勸說他們的主人順從智伯的無理要求，割給智伯土地，使他志氣驕盛。從而使他更快地滅亡。郗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沒有待他如同國士。可是郗疵卻能洞察韓、魏的企圖來勸諫智伯。雖然智伯不采納他的意見以至于滅亡，但是鄭疵的智謀忠告，已經是無愧于心了。豫讓既然自己認為智伯待他如同國士了，所謂國士，是為國家濟困扶危的人。當智伯對土地貪得無厭之日，放縱情欲，荒淫暴虐之時，作為像讓，正應竭力來盡自己的職責，耐心地勸諫自己的主人說：“諸侯大夫應各自安心守著自己分內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奪，這是自古以來的規矩。如今，無緣無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給，就要產生忿恨之心；人家給了，就產生驕橫之心。忿恨必然會引起爭斗，爭斗必然會失致；驕橫必然傲視一切，傲視一切必然導致滅亡。’非常耐心誠懇地勸諫，一次不聽，再來第二次，第二次不聽，再來第三次，第三次勸諫還不聽從，再把那伏劍而死的行動安排在這個時候。這樣一來，智伯雖然頑固愚昧，但受至誠之心的感動，也許會重新醒悟，從而與韓、魏講和，解除趙國的圍困。保全智氏的宗族，使他們能香火不斷，延續不絕。假如這祥，豫讓雖死猶生，難道不勝過斬衣而死嗎？

讓于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但豫讓在那時，竟至連一句開導主人，使他醒悟的話都沒說。看著智伯的危亡，就像越人遠遠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樣。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的報答竟然能像這個徉子嗎？直到智伯已死，豫讓才壓抑不住憤怒的血氣，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這有什么可以值得稱道的呢？有什么可以值得稱道的呢？雖然這樣，但用國士的標準來評價豫讓，豫讓的確是不配的了。可是同那些早晨還是仇敵，晚上就變成了君臣，厚著臉皮自以為得意的人相比，他們又都是豫讓的罪人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