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弱冠：古代的男子二十歲行冠禮，表示成人，但體猶未壯，所以叫“弱冠”。柔翰：毛筆。這句是說二十歲就擅長寫文章。
⑵犖：同躒。卓躒：才能卓越。這句是說博覽群書，才能卓異。
⑶過秦：即《過秦論》，漢賈誼所作。子虛：即《子虛賦》，漢司馬相如所作。準、擬：以為法則。這兩句是說寫論文以《過秦論》為準則，作賦以《子虛賦》為典范。
⑷鳴鏑（dí敵）：響箭，本是匈奴所制造，古時發射它作為戰斗的信號。這句是說邊疆苦于敵人的侵犯。
⑸檄（xí習）：檄文，用來征召的文書，寫在一尺二寸長的木簡上，上插羽毛，以示緊急，所以叫“羽檄”。這句是說告急的文書馳傳到京師。
⑹胄：頭盔。甲胄士：戰士。這句是說自己雖不是戰士。
⑺疇昔：往時。穰苴（rāngjū）：春秋時齊國人，善治軍。齊景公因為他抵抗燕、晉有功，尊為大司馬，所以叫“司馬穰苴”，曾著《兵法》若干卷。這句是說從前也讀過司馬穰苴兵法。
⑻這兩句是說放聲長嘯，其聲激揚著清風，心中沒有把東吳放在眼里。
⑼鉛刀貴一割：用漢班超上疏中的成語。李善注引《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圣漢威神，冀俲鉛刀一割之用。”鉛質的刀遲鈍，一割之后再難使用。用來比喻自己才能低劣。這句是說自己的才能雖然如鉛刀那樣遲鈍，但仍有一割之用。
⑽騁：施。良圖：好的計劃。這句是說還希望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負。
⑾眄（miǎn）：看。澄：清。江湘：長江。邰希萱水，是東吳所在，地處東南，所以說“左眄”。羌胡：即少數民族的羌族，在甘肅、青海一帶，地在西北，所以說“右盼”。
⑿爵：祿位。田廬：家園。這兩句是說要學習魯仲連那樣，為平原君卻秦兵，功成身退。

　　左思是西晉太康時期（280-289年）的杰出作家。他的詩賦成就很高。《三都賦》使“洛陽紙貴”，他的詩，謝靈運認為“古今難比”，鐘嶸《詩品》也列為“上品”。《詠史八首》是左思詩歌的代表作，所以劉勰說：“拔萃于《詠史》”（《文心雕龍·才略》）。

　　《詠史》詩，并不始于左思。東漢初年，班固已有《詠史》詩，但是，這首詩的寫法只是“概括本傳，不加藻飾”，而左思的《詠史》詩，并不是概括某些歷史事件和人物，而是借以詠懷。所以何焯說：“題云《詠史》，其實乃詠懷也。”又說：“詠史者，不過美其事而詠嘆之，概括本傳，不加藻飾，此正體也。太沖多攄胸臆，此又其變。”（《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何氏認為左思《詠史》是“詠史”類詩歌的變體，其實這是“詠史”詩的新發展。

　　左思《詠史》詩，抒寫詩人自己的雄心壯志。但是，由于門閥制度的限制，當時出身寒門的有才能的人，壯志難酬，不得已，只好退而獨善其身，做一個安貧知足的“達士”。這組詩表現了詩人從積極入世到消極避世的變化過程。這是封建社會中一個郁郁不得志的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識分子的不平之鳴。

　　第一首寫自己的才能和愿望，可以看做是這組詩的序詩。開頭四句，寫自己的博學能文。“弱冠弄柔翰”，是說自己二十歲時就舞文弄墨，善于寫作文章了。“卓犖觀群書”，寫自己博覽群書，才學出眾。這兩句實為互體，意思是說：我二十歲時已才學出眾了，不僅善于寫作，而且博覽群書。杜甫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正是由于左思博覽群書，才能善于寫作，才能“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即寫論文以《過秦論》為典范，作賦以《子虛賦》為楷模。《過秦論》，西漢賈誼所作，是其政論中的名篇；《子虛賦》，西漢司馬相如所作，為賦中名篇。左思著論作賦以他們的作品為榜樣，說明他的見識與才能，頗有自負的意味。

　　“邊城苦鳴鏑”四句，寫自己兼通軍事。“鳴鏑”乃是戰斗的信號。邊疆發生戰爭，告急的文書飛快地傳到京城。這里，可能是指公元279年，對鮮卑樹能機部和對孫皓的戰爭。《晉書·武帝紀》：“（咸寧）五年（279）春正月，虜帥樹能機攻陷涼州。乙丑，使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馬隆擊之。……十一月，大舉伐吳……十二月，馬隆擊叛虜樹能機，大破，斬之，涼州平。”烽火燃起，詩人雖非將士，可是也曾讀過《司馬穰苴兵法》一類兵書。他認為自己不僅有文才，而且也有武略，在戰爭爆發的時候，應該為國效勞。

　　“長嘯激清風”四句，寫自己的志氣和愿望。詩人放聲長嘯，嘯聲在清風中激蕩，志氣豪邁，東吳哪里放在眼中。他想，一把很鈍的鉛刀，都希望能有一割之用，自己即使才能低劣，做夢也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實現“良圖”（良好的愿望）。至于什么是詩人的“良圖”，“左眄澄江湘”四句，作了具體的回答：消滅東南的東吳，平定西北的羌胡。功成之后，不受封賞，歸隱田園。前兩句表達的是晉武帝《伐吳詔》中“南夷句吳，北威戎狄”的意思。后兩句正是他歌頌的魯仲連精神：“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就感情言，前者雄壯，后者恬淡，這種錯綜復雜的感情是統一的，表現了詩人既渴望建功立業，又不貪戀富貴的精神。

　　還需要提及的是，可以根據“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諸句確定《詠史八首》的寫作年代。晉武帝于公元279年（咸寧五年）十一月，大舉伐吳，公元280年（太康元年）三月，孫皓投降。于公元279年（咸寧五年）正月，討伐鮮卑樹能機部，十二月，大破之。所以，何焯認為“詩作于武帝時，故但曰‘東吳’。涼州屢擾，故下文又云：‘定羌胡’”。（《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可見《詠史》八首寫于公元279年（咸寧五年）之前。

　　清人劉熙載《藝概·詩概》說：“左太沖《詠史》似論體。”但是，詩人的議論是以形象表現出來的，并不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恰恰相反，詩中生動的形象和豐富的感情具有強烈的感染力量。

　　此詩意氣豪邁，情感昂揚，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植。曹植詩云：“捐軀赴國難，誓死忽如歸”（《白馬篇》），“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雜詩》）。曹植為國赴難，建功立業的志愿，都被曹丕父子扼殺了，他郁郁不得志地度過自己不幸的一生。左思“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壯志雄心，被當時的門閥制度斷送了，所以，詩人憤怒地向門閥制度提出了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