蘊涵性的頃刻，包前啟后。在情境的選擇上，詩篇不寫未見之前綿綿無盡的相思之苦，也不寫相見之后載笑載言的歡聚之樂，而是重章渲染“既見”之時的喜出望外之情。而這一頃刻，正是最富于蘊涵性的頃刻。讀者透過這位女子難以形容的望外之喜，既能想見她在“既見”之前，白日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和夜間的“耿耿不寐，如有隱憂”之情；也能想見在“既見”之后，夫婦間的“既見復關，載笑載言”和“維士與女，伊其相謔”的融融之樂。以少許勝多許，以頃刻蘊過程，這是構思的巧妙。

哀景寫樂，倍增其情。每章首二句，都以風雨、雞鳴起興，這些兼有賦景意味的興句，重筆描繪出一幅寒冷陰暗、雞聲四起的背景。當此之時，最易勾起離情別緒。賦景之句，也確成寫情之語。風雨交加和夜不能寐之無聊；群雞陣啼和懷人動蕩之思；雞守時而鳴與所期之人盼而不至，可謂契合無間，層層映襯。然而，正在這幾乎絕望的凄風苦雨之時，懷人的女子竟意外地“既見”了久別的情郎；驟見之喜，歡欣之情，自可想見。而此時凄風苦雨中的群雞亂鳴，也似成了煦風春雨時的群雞歡唱了。這種情景反襯之法，恰如王夫之所說，“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董齋詩話》）。這一手法，確實不唯見諸《小雅·采薇》，而是《詩經》中詩人的常用之法。

煉詞申意，循序有進。詩篇的結構是單純的，三章疊詠；詩人的易詞寫景卻是講究的，它細膩地表現出了人的不同感受。凄凄，是女子對風雨寒涼的感覺；瀟瀟，則從聽覺見出夜雨驟急；如夜的晦冥，又從視覺展現眼前景象。易詞寫景的這種微妙性，姚際恒《詩經通論》曾有精到的分析：“‘如晦’正寫其明也。惟其明，故曰‘如晦’。惟其如晦，‘凄凄’、‘瀟瀟’時尚晦可知。”詩篇在易詞申意的同時，對時態的運動和情態的發展，又有循序漸進的微妙表現。關于時態的漸進，姚氏說，“‘喈喈’為眾聲和，初鳴聲尚微，但覺其眾和耳。‘膠膠’，同聲高大也。三號以后，天將曉，相續不已矣。”民間尚有“雞鳴三遍天將明”之說；《風雨》的三章相疊，或許正是以此習慣規律為基礎的。隨著時態的發展，懷人女子“既見君子”時的心態也漸次有進。“云胡不夷”，以反詰句式，語氣熱烈，言其心情大悅；“云胡不瘳”，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語氣至深；末章“云胡不喜”，則喜悅之情，難以掩飾，以至大聲疾呼了。天氣由夜晦而至晨晦，雞鳴由聲微而至聲高，情感的變化則由乍見驚疑而至確信高呼。方玉潤說：“此詩人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懷，故為千秋絕調。”（《詩經原始》）實當此之謂。

象征意象，一詩多解。《風雨》的詩旨，今人或主“夫妻重逢”，或主“喜見情人”；聯系詩境，前說更合情理。然而，漢代經生的“亂世思君”說，卻在后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毛詩序》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鄭箋申發之曰：“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雞不為如晦而止不鳴。”這樣，“風雨”便象征亂世，“雞鳴”便象征君子不改其度，“君子”則由“夫君”之君變成為德高節貞之君子了。這雖屬附會，卻也有其文本依據。因為，“君子”，在《詩經》時代，可施諸可敬、可愛、可親之人，含義不定。因此，把賦體的白描意象理解為比體的象征意象，就可能生發“亂世思君”的聯想；而把“風雨如晦”的自然之景，理解為險惡的人生處境或動蕩的社會環境，也符合審美規律。故后世許多士人君子，常以雖處“風雨如晦”之境，仍要“雞鳴不已”自勵。南朝梁簡文帝《幽縶題壁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己，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郭沫若創作于五四運動退潮期的《星空·歸來》中也寫道：“游子歸來了，在這風雨如晦之晨，游子歸來了！”從現代接受美學看，這種立足文本的審美再創造是無可非議的；而《毛序》的這一“附會”，也可以說是一種“創造性的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