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詩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慘慘道來，別有一份無奈中的苦楚。一、二兩章以“何草不黃”、“何草不玄”比興征人無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經營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運。既然草木注定要黃、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統帥者絲毫沒有想到：草黃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卻不是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當不能以草木視之。而一句“何人不將”，又把這一人為的宿命擴展到整個社會。可見，此詩所寫絕不是“念吾一身，飄然曠野”的個人悲劇，而是“磧里征人三十萬”（唐李益《從軍北征》）的社會悲劇。這是一輪曠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與國在征人眼里只是連天的衰草與無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兩章作者發出了久壓心底的怨懟：我們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貍，為何卻與這些野獸一樣長年在曠野、幽草中度日？難道我們生來就與野獸同命？別忘了，我們也是人！

不過，怨終歸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獸的征夫們并沒有改變自己命運的能力，他們注定要在征途中結束自己的一生。他們之所以過著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為在統治者眼中他們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戰爭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結局仍然是“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這種毫無希望、無從改變的痛苦泣訴，深得風詩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潤慨道：“蓋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豈能久待？編詩者以此奠《小雅》之終，亦《易》卦純陰之象。”（《詩經原始》）一首如泣如訴的征人小詩，后人看到的卻是周室的滅亡，這也許是“用兵不息”者萬萬沒有想到的。

此詩的后兩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潤云：“純是一種陰幽荒涼景象，寫來可畏。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詩境至此，窮仄極矣。”（同上）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