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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表梳理歷史朝代順序
文景之治的內容有哪些？為什么說文景之治是“無為而治”
“文景之治”是中國古代歷史上被高度推崇的一個時代，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有名的一個盛世。既然是“文景之治”，其治理手段和政策措施，肯定是這個盛世之所以出現(xiàn)的重要原因。
“文景之治”究竟有哪些“治”的內容?
一是“輕徭”。“徭”就是徭役，也就是政府把老百姓征集起來，修建大型工程。比如修水利工程，修道路交通，修邊防設施，修皇家宮殿等等。
在征集老百姓的過程中，有一些是老百姓義務勞動，也有一些會發(fā)一定的補貼。不過這些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要搞國家建設。
而“輕徭”，就是很少征集老百姓干這些事，當然也就是很少搞國家建設。
二是“薄賦”。“賦”就是稅收。“薄賦”就是減免稅收。漢文帝在位期間，有兩次“除田租稅之半”。漢文帝十三年的時候，還全年免田稅。
漢景帝雖然在收稅上略有增加，但大致也是照搬漢文帝的政策。
三是“減刑”。秦朝的時候有很多嚴酷的刑罰，漢文帝的時候，把很有嚴酷的刑罰都減輕了。而一些包括“黥、劓、刖、宮”這樣的肉刑，漢文帝都予以了取消。
四是“節(jié)用”。也就是從上到下講究節(jié)約。漢文帝非常講究節(jié)約，他在位期間，基本上沒有修過什么房子。衣服也是穿了又穿，有時候甚至穿著草鞋上朝。
如果我們仔細看上面的四條措施，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實根本就不叫什么措施。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不做事。或者用一個比較書面的語言，就叫做“無為而治”。
我們都有個概念，一個政府要把當?shù)氐慕洕闵先ィ潜仨毚蟾煽喔伞Ｐ迾蜓a路，搞基礎設施建設，城鎮(zhèn)化推進等等。只有這樣搞，經濟才上得去。
但是，歷史上最有名的“文景之治”，秘訣竟然是“無為而治”，竟然是“不治”，這個怎么還能稱作“治世”呢?
當然了，也不能完全說沒有提倡的東西。“文景之治”的時候，非常提倡一點，就是“德”。選拔官員的時候以“德”為先，官員要做道德修養(yǎng)的表率，同時在地方治理上要“以德化民”。
不過，“德”卻是屬于文化的范疇，是務虛的東西。這對促進經濟的發(fā)展，看起來似乎并沒有多大的幫助。
所以說，當孩子們在學習這個“文景之治”的時候，會覺得迷惑不解。歷史老師在講這段歷史的時候，也有些說不清，因為實在沒什么“治”可講。
然而，恰恰是什么也不做的“無為而治”，是中國古代社會非常重要的一種治理經驗。
中國古代社會和其他地區(qū)的古代社會不一樣。比如中國古代北方的游牧社會，其能夠強盛，那就是要出一位戰(zhàn)神。只有出現(xiàn)了戰(zhàn)神，他才能帶著大家結束北方四分五裂的狀態(tài)，征服別的地區(qū)。這樣，北方才能富裕，北方的社會才會出現(xiàn)盛世。歐洲古代，由于處在非常復雜敏感的地域，又是海洋文明，大致和中國北方的游牧社會是差不多的，也是要能打。希臘能打，所以戰(zhàn)勝波斯，強盛起來。羅馬能打，所以戰(zhàn)勝希臘，強盛起來。英帝國能打，所以到處都是其殖民地，讓它強盛起來。
但是中國古代不一樣。中國古代是農業(yè)社會，農業(yè)社會是自給自足的社會。不打仗，不搞大型工程修建，讓老百姓安心在土地上進行農業(yè)生產，糧食生產自然就會豐收。糧食生產豐收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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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贊成的無為而治是不是真的無為？
王充贊成“無為而治”，這意思在《論衡·自然》中說得明白：“蘧伯玉治衛(wèi)，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wèi)?’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為之道也。”蘧伯玉是衛(wèi)國的大夫，與孔子同時代人，孔子到衛(wèi)國時曾在他家住過。子貢是孔子的弟子。此典出自《淮南子》，最后一句“夫不治之治，無為之道也”，則是王充的點評。“不治之治”的兩個案例及王充之詮釋，卻極易產生負面作用，有必要作點剖析。
王充說的第一個案例是曹參：“曹參為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漢初崇黃老之術，“蕭規(guī)曹隨”確是一個“不治之治”典型的案例，“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其要義在于不要擾民，不要折騰，不要朝令夕改。《史記·曹參傳》有一段曹參與漢惠帝的對話，大概可以作為“蕭規(guī)曹隨”的經典詮釋：“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圣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但這并不意味著身為漢相的曹參可以“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大政方針如何靈活把握，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明具”的“法令”如何貫徹落實，以使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如此這般，“參等守職”真要“遵而勿失”并不容易。倘若相國“不聽政治”，官吏擾民，何人去管?倘若相國“縱酒歌樂”，上下效之，豈不擾民?
王充所說，并非出于他的杜撰，《史記·曹參傳》還有更詳細的記載。“其子諫之”，乃是漢惠帝所“使”，而曹參與漢惠帝的對話，正在曹參笞子“二百”之后。對于他的“日夜飲醇酒”而“不事事”，卿大夫以下之官吏以及賓客亦“皆欲有言”，而曹參常讓他們一起喝酒“醉而后去，終莫得開說”。《史記》以此種種來詮釋“蕭規(guī)曹隨”，取材大有偏頗，敘述過多渲染。然王充之《論衡》，無論圣人賢人所言，經史子集所書，凡有虛妄的，夸張的，言過其實的，往往都有挑剔并以常識評說，對于“蕭規(guī)曹隨”的“不治之治”，卻偏偏只述“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笞之二百”，竊以為大有誤導之嫌。
王充說的第二個案例是汲黯：“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爐，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汲黯是漢武帝時的大臣，以不畏權貴，敢犯龍顏，為官正直而有操守著稱，以至當面批評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使帝“默然，怒，變色而罷朝”。故雖為漢武帝所敬畏卻不為漢武帝所倚重，其官越當越小。他為淮陽太守，乃是“黯坐小法，會赦免官”之后的事。因為“吏不能禁”，漢武帝方才想起汲黯，讓他去啃這塊硬骨頭的。
汲黯亦“學黃老之言”，認為“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但他的“黃老之術”與“無為而治”，主要體現(xiàn)于兩個方面：在高層輔政，他認為大政方針應當相對穩(wěn)定。因此，“黯務少事”，一有機會就諫漢武帝“與胡和親，無起兵”，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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