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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表梳理歷史朝代順序
一起了解西夏國是怎么建立的，西夏也是西北最強大的割據政權
一起了解西夏國是怎么建立的
西夏王陵在考古挖掘過程中，發現了不少西夏文碑殘塊，這些西夏文碑是研究西夏王陵及西夏歷史的重要資料，但是西夏文字因為筆畫繁雜，歷史久遠，已經變得鮮有人識了。西夏文字是李元昊稱帝時，決意和遼、宋平起平坐，三分天下，如果沒有自己獨有的文字，仍舊使用漢文或契丹文，難免會被文化程度比自己發達的多的遼、北宋所瞧不起。因此，天昊建國后的當務之急，就是文化上的創新，創建出一種能和漢文、契丹文平分秋色的優秀文字來。因此，創制一種代表黨項民族文化的文字勢在必行。為了創制出黨項族獨有的文字，和中原文化相抗衡，便命令西夏著名的學者野利仁榮創制出一種專門用來記錄黨項民族語言的獨特文字。創制文字是文化盛事，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產物。
西夏文字在當時被稱為“蕃書”或“國字”，是西夏國內的官方文字和語言，現在的中國學術界稱其為“西夏文”，而國外一些研究西夏文字的學者則稱它為“唐古特文”。西夏政權被蒙古滅亡后，西夏民族四分五裂，國滅民散，天各一方，隨著時間的推移，民族的融合，文化的滲透，語言的交流，黨項民族被漢、回、藏、蒙等民族漸漸同化，成為消失在歷史塵煙中的古老民族。雖然作為一個民族，黨項族不復存在，但其創制的西夏文字，則隨著碑刻、文物流傳下來，雖然西夏文字早已無人能識，成為有著“天書”之稱的“死文字”，但這凝聚著黨項民族智慧的古老文字，卻成為解讀西夏歷史的重要工具。
《隋書·黨項傳》言，黨項原本“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處于非常原始的文化萌芽階段。歷經唐、五代以至宋初的漫長歲月，黨項開始從游牧民族向農耕民族轉化，從依水草而居到有了相對穩定的居住地。生產水平雖然不能和中原地區相比，但比起本民族原有的落后的原始部落狀態，顯然是有了飛躍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繁榮，西夏文的創制，便是文化事業繁榮的具體體現。黨項族和許多少數民族一樣，在古代社會處于社會發展的初級階段，長期以來過著“結繩記事”的原始生活，還處于原始社會的發展階段，文化發展程度低，沒有記錄本民族語言的文字。唐朝及五代時期，黨項族大量東遷，和漢族頻繁交往，漢族悠久燦爛的文化使黨項族迅速進入了新的社會發展階段，黨項人已經開始熟練地掌握和使用漢文字。李元昊建立西夏王國后，其疆域已經“北連大漠，南至蕭關，東盡黃河，西界玉門”，成為西北最強大的割據政權了。
在最早的漢文文獻記載中，將黨項人稱作“黨項羌”。這個名字最初是在鄂爾渾突厥魯尼文碑銘中出現的，時間是在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可以肯定，這個字最初必定是來源于某種阿爾泰語系的形式，此后很可能是通過中亞的媒介——可能是于闐語或粟特語，從吐蕃的自稱衍生出來的。自遠古以來，羌人就占據著青海湖周圍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黃河、大通河、湟水源頭附近的山地。在這一片地區的邊緣地帶，就是位于吐蕃東北部，習慣上稱作安多的地方，早期黨項和吐蕃的先民們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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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滅六國結束了分裂割據局面，統一了這些國家
秦王嬴政將荊軻殺死之后，十分惱怒，便命令大將軍王翦抓緊攻打燕國。燕國太子丹帶領著自己的軍隊開始抵抗。可是燕國的軍隊怎么可能是秦軍的對手，于是被秦國軍隊打得是落荒而逃，潰不成軍。燕王和太子丹逃到了遼寧，秦王嬴政立即派兵將他倆抓回。這時燕王被秦王逼的沒辦法，只得殺死了太子丹向秦國求和。
而這時，秦王嬴政又想到韓國已經被滅了，這是趙國只剩下一個縣城，如果燕王逃到了那里，自己很難攻打下來。現在天氣逐漸變冷，倒不如先去攻打南方的地方，把魏國和楚國打下來，是當今最好的決定。
于是秦始皇立刻派王翦和他的兒子帶領10萬軍隊前去攻打魏國，這時魏王聽到消息之后十分震驚，于是馬上派人向齊國求救，但是由于當時齊國跟秦國提前簽訂了一些條約，所以齊國只得坐視不管。
公元前25年，王翦帶領著秦國軍隊去攻打魏國，引得河流將魏國全部沖毀。這時魏王為了黎民百姓只得投降，秦國占領魏國之后，不僅得到了魏國全部的土地，而且還將魏國的大臣和魏王全部押解回咸陽。
接下來秦王嬴政就要準備去攻打楚國了，在當時楚國是比較強大的，楚國在當時和齊國是號稱中原兩大超級大國，可是由于楚懷王在位之時楚國開始沒落，現在的楚國在秦國面前可以說是非常弱小了，于是秦始皇便下令攻打楚國。
這是秦始皇問王翦：用多少人馬才能攻下楚國?這時王翦說最起碼需要60萬。而秦始皇問李信需要多少人馬，李信卻拍著胸脯說20萬足矣。于是秦始皇感到王翦已經老了，于是給了李信20萬人馬，讓他去攻打楚國。果然不出王翦所料，李信打了七次敗仗之后全軍覆沒。秦王嬴政大怒，于是將李信的官職撤掉后親自跑到王翦的故鄉，將王翦請出山來，并誠懇的向他道歉。這時王翦對秦始皇說：楚國軍隊有100萬，如果我們我們五六十萬，我可以打下楚國，如果大王不能滿足我這個要求，就不要任命我去了。于是秦始皇連忙承認錯誤，然后直接給王翦60萬人馬。
王翦到了前方之后，下令士兵修筑壁壘，并且不讓士兵出戰，任憑楚國再怎么辱罵，也是躲在戰壕里不肯出來。
于是過了一陣子之后，楚國軍隊便放松了警惕，認為秦軍到這里不過是來駐扎的。于是便放松了警惕，而這恰恰中了王翦的計謀。王翦在楚軍沒有防備之時，下令60萬軍隊全部進攻，于是輕輕松松將楚國攻了下來，并且得到了楚國很多城池，并且生擒楚王。
于是王翦和他兒子一鼓作氣，將燕國滅掉，隨后又占領了趙國的都城。這時韓國、趙國、魏國、楚國、燕國都被秦國所滅，六國中僅僅剩下一個齊國了。齊國一開始雖然很強大，但是很多大臣都被秦國花重金收買了，于是齊王身邊已經沒有能用的大臣了。又加之齊王見到五個國家都被秦國所滅，于是自己也心慌了。這才齊王才如夢初醒，著急起來。他急忙派兵去守自己國家邊界，可是這時卻已經太晚了。
秦兵像泰山壓頂一般，直接進攻齊國都城臨淄，這時齊王感到自己勢單力薄，而已經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幫助自己了，于是便仰天長嘆只得坐以待斃了。于是沒有幾天，秦軍攻破齊國都城，齊王只得向秦軍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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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紹外強中干，割據北方四州居然純靠運氣？
在漢末群雄混戰初期，出身“四世三公”的袁紹曾經顯赫一時，甚至一度被各路英雄公推為討伐董卓的盟主。但官渡之戰中，他率領10萬精銳，竟然被曹操萬余大軍一戰而滅，徹底暴露出外強中干的“草包”本質。那么，如此一個“繡花枕頭”，為何能夠在黃河以北連續打敗各路對手，拿下青幽并冀四州呢?
天下紛亂初起之時，黃河以北除了袁紹集團外，還有另外3支擁有強大武裝的割據勢力：
其一是冀州牧韓馥，“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他是當時的杰出之士，也是天下聞名的所謂“豪杰”。不過他是“袁氏故吏”，曾經常年在袁紹的叔叔袁隗身邊做官，與“汝南袁氏”這個顯赫世族有著密切的關系，后來“感念袁氏舊恩”，竟然不聽部下勸阻，將兵精糧足的冀州之地拱手送給了袁紹。
其二是幽州牧劉虞，系東漢王朝宗室出身，其祖父劉嘉曾擔任過之一的光祿勛。除了顯赫的出身外，其本人“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后來還曾被任命為太傅，是當時世族中的著名人物。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十八路諸侯聯合討伐董卓期間，袁紹等人甚至打算推舉他登基稱帝，以代替董卓所立的小皇帝(即漢獻帝)。
其三是幽州右北平太守公孫瓚。他雖然是縣吏出身，但從擔任涿縣令開始，就統率3千名幽州突騎出征，后來又以騎都尉身份率軍反擊烏桓貴族對幽、冀等州的掠奪;以降虜都尉身份統率步騎萬人屯駐右北平郡(治所在現在遼寧凌源西南)，后來又以中郎將，兼領遼東屬國長史，封都亭侯;最后則是任奮武將軍、前將軍，封薊侯和易侯，掌握著幽州最強的一股軍事力量。
劉虞系被公孫瓚擊敗俘虜
劉虞和公孫瓚同在幽州，一山不容二虎。雖然劉虞官居州牧，又德高望重，但在頻頻遭遇烏桓、鮮卑等游牧部族南下侵擾的幽州，還是要依靠公孫瓚這樣的軍事將領，導致公孫瓚統帥的軍隊愈來愈多，陸續控制了右北平、遼西等多個郡縣。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感受到威脅的劉虞集合10萬人進攻公孫瓚，但他一方面要求部隊“不要多傷人”，又下令愛惜百姓的房屋，下令不許破壞焚燒城池，結果部下束手束腳，在薊縣城下久攻不克，士氣低落，而公孫瓚趁機防火突襲，大獲全勝。劉虞向北逃至居庸縣，最后被破城俘虜。
公孫瓚又遭到劉虞舊部集體反對
因此，北方四強中的兩強——韓馥和劉虞實際上并未與袁紹交手。韓馥屬于主動繳械投降，劉虞則是被公孫瓚擊敗的。其后，公孫瓚雖然基本控制了幽州，但力量并未因此壯大，反而被進一步削弱，因為劉虞雖然如宋襄公一般迂腐，畢竟是世家大族的代表。公孫瓚將其俘殺后，漁陽等郡的大姓豪族紛紛起兵反抗，鮮于輔、齊周、鮮于銀等劉虞舊部推舉閻柔為烏桓司馬，與公孫瓚部將鄒丹戰于潞河之北，斬殺鄒丹等4千余人。后來，一向與劉虞親善的烏桓人也加入戰團，配合袁紹大軍于興平二年(公元195年)破公孫瓚于鮑丘，殺2萬余人。
由此可見，袁紹能夠最先一統黃河以北，并不是其才能卓著，完全是因為“四世三公”的聲望和對手太愚蠢所致。等官渡之戰是對陣曹操這樣的高手，一敗涂地也就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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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鎮割據的背景是什么？這對唐朝到底有怎樣的影響？
藩鎮割據通常指的是唐朝安史之亂以后，外地將領擁兵自重，在軍事、財政、人事方面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局面，一直持續百多年直至唐朝滅亡。
其發生是由于唐朝在安史之亂后添了許多節度使，而節度使管轄的地區稱為“藩鎮”，唐朝中央政府本以為，可以通過藩鎮來平定一些叛亂，不料藩鎮就是導致唐朝混亂乃至滅亡的總根源。而藩鎮割據基本上是安史之亂的延續;唐亡以后出現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也是藩鎮割據的延續。藩鎮割據的問題對唐代、五代乃至北宋都產生重大影響。
藩鎮割據總是不自覺地把藩鎮與割據聯系在一起，似乎安史之亂以后的唐朝已經是四分五裂，氣息奄奄，而且也模糊對唐朝中后期一百五十多年的政治風潮、經濟變革、制度更替以致文學藝術現象的正確認識和理解，將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復雜歷史籠統地稱作藩鎮割據。唐代藩鎮割據與動亂的歷史，是從安史之亂以后開始，所謂“安史平而藩鎮之禍方始”。黃巢起義以后，“天下分裂而無紀”，接于五代十國，陷于軍閥混戰的另一番境地。
實際上，從公元763年安史之亂平定，到唐懿宗在位期間黃巢起義爆發的乾符年間，大約110多年時間里，藩鎮的形勢是比較穩定的，藩鎮數目最多也大體固定在46個左右。
背景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公元712年～公元756年)時期，為防止周邊各族的進犯，大量擴充防戍軍鎮，設節度使，賦予軍事統領﹑財政支配及監察管內州縣的權力，共設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見天寶十節度使)。其中特別是北方諸道權力的集中更為顯著，經常以一人兼任兩三鎮節度使，安祿山就是憑借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而發動叛亂的。安史之亂爆發后，為了抵御叛軍進攻，軍鎮制度擴展到了內地，最重要的州設立節度使，指揮幾個州的軍事;較次要的州設立防御使或團練使，以扼守軍事要地。于是各地出現不少節度使，防御使，團練使等大小軍鎮。后來擴充到全國。
這些本是軍事官職，但節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觀察處置使(由前期的采訪使改名)之名，觀察處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都團練使之號，都成為地方上軍政長官，是州以上一級權力機構。大則節度，小則觀察，構成唐代后期所謂藩鎮，亦稱方鎮。方鎮并非都是割據者，在今陜西省﹑四川省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鎮絕大多數服從朝廷指揮，貢賦輸納中央，職官任免出于朝命。但是今河北地區則一直存在著名義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實際割據一方，不受朝命，不輸貢賦的河北三鎮;今山東，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存在類似河北三鎮的藩鎮;還有一些倚仗自己實力對中央跋扈不馴，甚至舉行叛亂的短期割據者。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公元712年～公元756年)時期﹐由于均田制瓦解，建立于其基礎上的府兵制亦隨之瓦解，開始實行募兵制，募兵制的惡性發展形成了藩鎮割據。為防止周邊各族的進犯﹐大量擴充防戍軍鎮﹐設立節度使﹐賦予軍事統領﹑財政支配及監察管內州縣的權力﹐共設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見天寶十節度使)。其中特別是北方諸道權力的集中更為顯著﹐經常以一個兼任兩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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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歷史上藩鎮割據的形成真正原因
“安史之亂”是大唐王朝盛極而衰的最重要最關鍵的轉折點，自此之后便進入了藩鎮割據的局面并一直持續到王朝的終結。可惜的是，藩鎮割據的局面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唐代宗為了盡可能快的終結叛亂，做出了不應該，或者說過分的妥協與讓步，從而導致了這一局面的出現。
762年11月，朝廷任命仆固懷恩為朔方節度使、河北副元帥，統兵進軍洛陽，洛陽的叛軍在史朝義的指揮下精銳盡出，在城外與唐軍展開戰略決戰，結果以唐軍大獲全勝，叛軍慘敗告終，史朝義僅僅率領數百騎兵向河北老巢逃竄。
彼時彼刻，叛軍雖然在河北老巢還有十余萬精兵，表面上尚可一戰，但實際上自從史思明死后便已經將帥離心，軍心不穩，完全沒有了獲勝的信心與能力，假如大唐與回紇聯軍乘勝追擊，將其徹底摧毀和收服，基本上是十拿九穩的事情。然而，史朝義的部將在其自殺之后，唐軍的前鋒尚未到達之際，便爭先恐后歸順朝廷，代宗皇帝不但欣然接受、將叛亂的罪責全部赦免，而且直接讓這些叛軍將領擔任原來的職位：任命降臣田承嗣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節度使，李懷仙為盧龍(今河北北部)節度使，李寶臣為成德(今河北中部)節度使，薛嵩為相衛節度使。
這種妥協換來的迅速勝利，代價極其昂貴：首先，整個河北地區仍然游離在朝廷的直接管轄之外，既不能提供物資錢糧，也不能提供必要的兵力來支持朝廷;其次，叛亂將領在自己控制地區內的基礎沒有動搖，軍心反倒重新穩定下來，換句話說，叛亂的隱患依然存在;最后，對于那些積極響應朝廷勤王號召的地方官員和百姓來說，自然對朝廷的舉措極度失望，從而失去了信心。
或許，代宗是想以史為鑒，學習當初高祖李淵在太原起兵之后用來解決國內的其他叛亂勢力的手法，先一一安撫，待得天下大定之后，再用高官厚祿將叛亂首領們籠絡的朝廷當中，然后將王朝的統治順理成章的延伸下去。
可惜的是，此一時彼一時，高祖時代，手中有能征慣戰且足夠數量的唐軍，在單獨面對任何一股潛在勢力之時，都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而代宗時代用來平定叛亂的主力軍隊幾乎都掌握在節度使手中，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隋末的叛亂首領深知順從高祖是其榮華富貴的保障，而安史之亂后的叛將們則明白，自身的地位是靠軍隊和地盤換取的。
代宗皇帝在用妥協手段結束叛亂，送走代價高昂的回紇騎兵之后，很快便陷入土地荒蕪、人口銳減、稅收減少等等一系列嚴重且迫切的經濟問題，根本無暇顧及處理歸順的叛將。朝廷實力的虛弱與意志的軟弱自然被居心叵測的人看在眼中，于是乎，其他地方實力派為了自身的安全，自然是有樣學樣，想方設法擴充實力和地盤，至此，藩鎮割據的局面便定型了。
由此可見，對歷史事件生搬硬套，有時候會很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