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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風的影響各代隸書的命運不同，看看唐代清代隸書的巨大差異
隸書，自先秦至當代，在中國書法發展過程中，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由于其規矩有則，法度易掌握，操作簡易，實用美觀，深受各代人的喜愛。但由于時風的影響，各代隸書的命運則是不同的。
從書法發展史來看，隸書有 兩個高峰，一是 漢代，二是 清代，在這兩個高峰之間，有 一個谷地，那就是 唐代。其在楷書創作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但這種獨足的發展卻給其他的書體帶來了先天的不足。
分析唐代與清代隸書的不同點，有助于我們了解兩個時代的時風及創作語言的不同點，給當代隸書的創作提供一點有益的啟示。
區別唐隸與清隸的一個顯著的標準是取法不一樣，唐人隸書以楷法書之。清代的隸書取法漢碑，這可以從清代的書學論著中找到答案。
清魏錫曾在《書學緒聞》中為初學書法者提供了一條學書道路，其說“篆取原刻《石鼓文》，原刻泰山秦殘篆十字，唐李陽冰《三墳記》，隸取漢《禮器碑》、《百石卒史碑》、《史晨碑》、《孔廟碑》、《尹宙碑》、《石門頌》數種，剪貼成冊，于此中擇篆隸各一種令習書者以油紙碑影寫，亦皆提肘回腕，羊毫濃墨日課無間。”從這段論述可看出，清人臨隸書的范本來自漢碑，且用筆是羊毫，“羊毫濃墨以振其力，使起筆不得不逆，住筆不能不到，腳踏實地，自無牽紐描畫之弊。”
唐隸不是取法漢碑，而是用楷法作隸書，唐代擅隸的代表書家多不通《說文》，不能取法篆書以豐富隸書之趣。造成這種現象的直接原因則是時代風氣所致。唐人并不是見不到漢碑，清人也不是只看到漢碑。從唐到明清，各代人都能見到漢人隸書碑碣。
清代考據之學的興盛，尊碑抑帖，書法家追求反樸歸真，這種尚質的風格決定了隸書在清代 書法中占重要地位，這也決定了清代隸書必然超越唐代隸書。正如清-揚守敬在《學書邇言》中說：“桂未谷馥，伊墨卿秉綬、陳曼生鴻壽、黃小松易四家之分書，皆根底漢人，或變或不變，巧不傷雅，自足超越唐宋。”
漢隸當來自秦隸，秦隸是什么樣呢?吾丘衍在《學古編》中說：“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于用篆，因減小篆為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便于佐隸，故曰隸書。即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矣!”(《歷代印學論文選》韓天衡 第26頁)
而漢代隸書可分為兩類，一是八分，用篆筆作漢隸。二是漢隸，字皆有挑法，與秦隸名稱相同，但寫法不一樣。如果說唐人也繼承有漢隸的因素，也最多是這類情況。
分析秦漢隸書，有方筆也有圓筆，如南方的江淮漢簡多篆意，用圓筆表現，而西北漢簡則多方筆。到東漢以后，多用方筆。在筆勢上，出現左掠右波的特征，這一特征發展到唐代，則出現了一種程式化，把隸書推向了絕望的深淵，失去了生機和活力。
如果從書法發展史來看，方筆的出現是一種進步，其打破了圓筆一統天下的局面，出現了撇，捺，折等筆畫，是楷書的基礎 ，后世的行、草書都是從隸書蛻化出來的。但若一味地強調單一的用筆，就可能走向反面。
隸書是楷書的基礎，但唐人卻用楷法寫隸書，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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