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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圣杜甫之所以能被稱之為“圣”，因為他有圣人一般悲天憫人的胸懷。杜甫的一生是豪壯的，也是悲情的。歷史上從沒有一個人像杜甫這樣，一生顛沛流離窮困潦倒卻心憂天下情系萬民;歷史上也從沒有一個詩人像杜甫這樣，一輩子受人冷落死后卻光焰萬丈。他把生命給了自己深愛的國家，他用一支筆為天下蒼生吶喊。
安史之亂，是大唐國運的轉折點，也是杜甫人生命運的一次改變。正是因為看到了戰亂中的人間疾苦，才成就了他杜甫寫出一代史詩，成全他成為一代詩圣。他心中有憐憫，他見密網網魚，心有不忍，“物微限通塞，側隱仁者心”;他見陰雨連綿，擔心農民，“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無消息”。他心中有大愛，狂風吹破屋，他不擔憂自己的生活，反而心念天下，“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天下寒士俱歡顏”。他甘愿自己受苦淋雨，也想換來百姓的安寧。杜甫這種胸懷，讓他的人和他的詩都籠罩一種圣人的光環，即使是再普通不過的詩，也有悲天憫人的大愛。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
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又呈吳郎》是杜甫的一首七言律詩，看似是一首樸實無華的詩，實際上這首詩中同樣蘊含著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
關于這首詩也有一個令人悲傷的故事，杜甫離開了成都草堂后，輾轉來到了蘷州。在蘷州地方官的照顧下，杜甫在這里還算可以保證生活。他的草堂前有幾棵棗樹，西鄰的一個寡婦常來打棗，杜甫從制止。后來，杜甫搬到離草堂十幾里路遠的地方去住，就讓一位姓吳的親戚搬進了草堂。這位吳姓親戚來了以后，在草堂周圍插上了籬笆，禁止旁人打棗。這位寡婦十分無奈，于是找杜甫訴苦，這就是杜甫寫作此詩的背景，這里的吳郎就是杜甫的這位吳姓親戚。一個孤苦無依的窮婦，只能依靠一些棗來沖擊，怎奈就連這些微不足道的棗都不能摘到了，這怎能不令人難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 ”開篇第一句就交代了這個婦人的狀況，這是一個掙扎在社會底層的窮人，為了生存，只能到鄰居家“撲棗”維持生活。自古貧窮的原因都不是單一的，她的遭遇，她的悲苦，是時代造成的悲劇，是千千萬萬底層百姓當時苦難生活的一個縮影。
“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若不是由于窮困怎會做這樣的事?正因她心存恐懼反更該對她親切。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詩人設身處地，體恤底層百姓掙扎的痛苦，對弱者伸出溫暖的手，這正是悲天憫人的情懷。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 ”這兩句落到“勸”吳郎身上。“防”的主語是婦人。下句“插”字的主語是吳郎。這兩句詩言外之意是：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吳郎有點太不體貼人。她本來就是提心吊膽的，吳郎不特別表示親善，也就夠了，卻不該還要插上籬笆。這兩句表意委婉，似乎是埋怨吳郎多事，也是在勸告多多幫助老婦人。
最后兩句“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是全詩的頂點也是升華。杜甫借婦人的訴苦，指出了當時廣大人民困窮的社會根源。他們的窮苦正是社會造成的，官吏的剝削，使她窮到了極點，他也是為了生存才只能“撲棗”，這也是無奈之舉。而更深層的原因也就是持續十多年的戰亂，才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
由一個窮苦的婦人，由一件撲棗的小事，杜甫聯想到整個國家。這是杜甫那憂國憂民的情感流露，也是點醒開導吳郎的方法。他想告訴吳郎“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苦難的人決不止一個，而你不是還住著我的草堂嗎?戰亂的局面不改變，人們的生活就不會改變，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大家都是窮人，為什么不能相互照應呢?”這也是杜甫悲天憫人的大愛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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